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的对外关系　美国外交官都知道他

十年后谈邓公，彭定康只说了一句

无论英国人在十年后对邓小平留给中国乃至世界的遗产有怎样的评说，他们的态度中大概都不会缺乏一种因素——尊敬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对英国人来说，邓小平这个名字永远会让他们想起一座城市——香港。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只写了一句话：“邓小平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是较量之中败下阵来的一方的尴尬掩饰？还是经历十年沉淀之后的心服口服？这看似显而易见、其实却耐人寻味的一句话，颇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思。

“终结”大英帝国史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大概还记得，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哭了。当年在香港《广角镜》杂志9月号刊登的一篇专访中，彭定康谈起那个时刻：“……我的内心略带忧伤。那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是英国在世界上殖民主义的结束。”

香港是让英国人感伤的，看看1997年7月1日的英国报纸就可以知道。《每日邮报》当天的大字标题是：《泪别皇冠上的最后一颗宝石》。《卫报》的头条是：《最后一声欢呼，一个帝国结束了，中国又成为香港的主人》。这些煽情程度各不相同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用爱德华·赛义德的话说，也就是“我们给世界带来文明”这个大主题之下的一部分。最能体现这种思路的大概就是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宣告：“捍卫大英帝国的历史成就”，她“问心无愧”。

无论有多少“历史成就”的大英帝国已经成为“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大概的确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香港问题是中英关系史上最棘手的问题。从1983到1984这一年多里，双方经历了22轮艰苦谈判。当时，针对英方“用主权换治权”的要求，邓小平对与他私交甚厚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有时候很强硬甚至不客气”

对于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参与了香港问题谈判的理查德·伊文斯来说，邓小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邓小平传》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外交天才。……他欢迎所有的来访者，但并不以为他们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与外宾谈话时，有时候会很强硬甚至不客气，但有时也很幽默。”

“他（邓小平）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在伊文斯看来，邓小平是实现中国统一的重要人物。他说：“当时，英国对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不信任。但邓小平的远见、自信与坚定令他们不得不信任他。”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撒切尔夫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最富天才的创造”。

被邓小平赞为“一个绝对一流水平的首相”希思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他一直把邓小平当成好朋友，二十多年一直保持通信。他说，通过一国两制实现香港回归，“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

十年后的认同

“香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社会依旧稳定，百姓对特区充满信心。”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杰弗里·豪，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就肯定过邓小平的成功。他说：“在经济上它们相互依赖，在机制上却相互保持独立，这也是‘一国两制’构想得到成功实施的有力佐证。”

“香港回归近十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后，经济繁荣，股市兴旺，失业率创历史新低，这清楚地表明香港回归后取得巨大成功。”现任英国驻港总领事柏圣文，在2007年新年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邓小平语录】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香港工商界代表团时，阐述了“港人治港”的核心是爱国者治港。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香港的今天”

——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宪梓

“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大胆、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廖翊发自香港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他为实现期待设宴欢呼；

18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时任香港客家商会会长的他宴开百席，庆祝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政权交接现场，他振臂高喊“祖国万岁”……

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富强，也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和稳定。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无法用语言形容。”曾宪梓日前在家中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时说。

前所未有的“一国两制”

“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前，很多香港市民都不是很乐观的。最大的担心是自己的生活被改变。于是，很多人想移民海外。直到《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香港的形势明朗了，市民的信心得以恢复，香港开始稳定地进入过渡期。”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的曾宪梓对记者回忆说。

香港1997年回归后，相继经历了导致房价、股市大幅滑坡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3年SARS疫情的重创，但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依然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而且成功地确立自己作为进入中国的金融通道的地位。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政策？而且承诺50年保持不变，这是多么令人不敢想像！我曾经预言过邓小平先生的复出时间，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问题！”曾宪梓激动地说。

“‘一国两制’的提出，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智慧、胆识和人格，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曾宪梓说。

香港的今天和祖国的明天

亲身参与了祖国改革开放的曾宪梓，回忆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他与港澳工商界知名人士应邀赴广东商讨建深圳特区时的情景。

“当时的深圳，一个多小的渔村呀，谁会想到它成了中国发展的龙头和标兵呢，谁会想到今天成了拥有千万人口的世界性大都会呢？窥一斑见全豹，中国内地这几十年的发展是惊人的，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直接影响到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香港今天的稳定和发展。”

曾宪梓评说道，“正因为祖国内地不断开放和发展，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大后方’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增强了香港民众对回归祖国的信心。CEPA的实施，‘个人游’的开放，使香港经济持续增长，香港与内地真正进入了相辅相成、共同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

“‘一国两制’是好政策，但如果没有祖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没有祖国今天的大发展，没有祖国内地强大的后盾，‘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绝不可能如此成功。这些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说这两句话：香港乱不了，香港一定好。”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香港的今天。”曾宪梓深有感触地说。

香港人的共同情思

然而，这位总设计师却没有等到香港回归的这一天。

“1997年春节过后不久，听到了邓小平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悲痛。这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感受。我们为什么怀念他？因为他给了香港这么好的政策，给了香港人民一个美好未来。他老人家生前一个很大愿望，就是想在香港回归祖国后，到自己国家这块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前，他离开了我们，未能实现这一心愿。这不只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我们香港人民的遗憾，也是中国人民的遗憾。”

曾宪梓特别表示，无缘与邓小平见面，是他本人一生最大的憾事。“我对他的敬仰难以用语言形容。他所做的一切，都体现出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胆识和视野。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以他的政治作为实践着他作为中华民族之子的责任和忠诚。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每一个香港市民，要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真正伟大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就是在历史时期，面对现实，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大胆、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怀念他。”曾宪梓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