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学者：一战历史在今天的律动

去年的一天，在意大利的科西嘉岛度假时，我偶然走进了一个山中小村的一座小教堂，在里面看到了一块纪念碑，纪念这个不到150人的村子在一战期间战死的8个年轻人，他们分别来自3个家族。类似的纪念碑遍布整个欧洲，全球范围内也有不少，因为一战士兵也来自亚洲、非洲和北美。

我对一战魂牵梦绕，不仅因为它的规模之大—战死1000万士兵，受伤的则更多，而平民伤亡更是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就战争的原因达成共识。到底是出于权力者膨胀的野心，还是因为意识形态之争？抑或是国家竞争？或是无止境的军国主义恶果？假如没有发生萨拉热窝事件，一战就不会发生了吗？还有人认为，一战是莽撞失误的结果，原本可以避免。种种答案中，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此。

一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冲突事件之一，如果我们不能确认它爆发的根源，我们又如何能够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从当今的媒体报道中就可见一斑。全球范围内存在多处动荡地区，其中中东地区的国家边境大多是因为一战而划定的，而这个地区的动荡状态已持续数十年。

面对人类的差错，突发的灾难和惊骇的事故，我们是如此脆弱。一战百周年，我们应当反思这一点。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演，却有律动。历史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我们拨除云雾遮障，看看当年和当今的种种惊人相似之处，我们会发现，历史的确给我们发出了宝贵的警示。

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尽管一战前夕的那个时代点着煤油灯，用着马拉车，看起来古拙又遥远，但是透过现象就可以看到很多与当下相似的方面。一战前的10年，也像我们现在一样，那时的人们也认为，当时的时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发生着各种大转型和大变动。电灯照明的街道和房屋开始普及；爱因斯坦正在发展相对论；一些彻底变革的新思想正备受追捧，例如精神分析法；而法西斯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这些意识形态也已打下根基。

我们认为全球化是现代的现象，实际上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质。在当时，即使是最遥远的地方也因为铁路和蒸汽船等最新的交通方式，电话、电报和无线电等最新的通讯方式，而联系在一起。那时，就像和现在一样，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膨胀，无数人口在全球各地迁徙。

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人类进步的象征。至少在欧洲，有很多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度是如此之紧密，文明水准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不可能再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发达的国际法，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裁军会议，和越来越受欢迎的国际仲裁，都使得欧洲人放心地认为他们早已远离野蛮。

那时距离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已有100年，人们也相信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各国不可能再次陷入混战。当时有一个英国人叫安格尔，在1909年写了一本书叫《大幻觉》，坚称人们无法从战争中获得任何利益，战争反而会毁灭每个人。当时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大规模战争不可能持久，因为没人愿意出钱打仗。

但是安格尔和其他人却没有看到相互依赖性所导致的后果。当时欧洲地主阶层的利益受到来自海外农产品的冲击，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被兴起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富豪所削弱。结果这些老的上层人士纷纷投身保守乃至反动的政治运动。在城市里，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业者也因为失业而被卷入激进的右翼运动。犹太人成了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兴起所导致的种种后果的替罪羊，反犹主义因此兴起。

当今的世界也呈现出令人不安的相似性。从欧洲到北美，到处都有激进的右翼运动，例如大不列颠国家党和茶党。很多人害怕周遭的世界发生了变化，使他们的工作和保障不再安稳。这些党派为这些人的挫折与恐惧提供了发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