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个鲜为人知的自我评价

1926年1月，根据组织安排，年方22岁的邓小平和十几名同龄青年由法国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6月，在填写该校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他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这样写道：“能作宣传及组织工作。”邓小平一生戎马倥偬、治国理政。这个中肯的评价，在邓小平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得到了印证。然而，这个自我评价和其它一些评价，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自我评价，“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党内外评价相比，鲜为人知。

在战争环境中，宣传工作须臾不可缺少，对此，邓小平驾轻就熟

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已经显露出善于搞宣传工作的特长。其时，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的编辑工作。他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他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他勤于思考，思维敏捷，口才流利，发表的文章充满激情、言辞犀利。也因此，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被编在了以“理论家小组”著称的小组里。作为中共党小组组长，他经常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辩论，结果是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赏。

这些经历使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中央苏区时，他领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担任过几个月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在1933年因遭受错误路线的打击而陷于人生最困厄时，又重操“油印博士”的旧业，主编起《红星》报来。《红星》报是中革委的机关报，在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邓小平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着走”，在战斗和行军途中，坚持编辑出版报纸，为团结和鼓舞红军斗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不顺利的时期，但却是他搞宣传工作“最专业”的时期。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提名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任职。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从宣传部门开始的，即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此后，由于出色的工作，一直升至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从这时起，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和军事主官刘伯承一起并肩战斗13年，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一起研究制定战略战术，共同指挥战役战斗，带出一支威名远扬的刘邓大军，留下“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军队政治工作的经历，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的基础。

政治主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做好宣传工作。这是因为，在战争环境中，宣传工作须臾不可缺少。对此，邓小平自然驾轻就熟。在千里挺进大别山之时，当刘邓收到毛泽东打来的机密电报，说陕北“甚为困难”。刘邓二话没说，立即行动，坚决地搞长距离无后方作战。这是一副重担，困难可想而知。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邓小平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指示部队要加强政治动员，并且亲自做动员报告。他说：“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厌倦不应该，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得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其次，他明确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宣传口号。无疑，这些宣传鼓动工作对创建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城以后，邓小平的职务变了，工作内容变了，但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强了。比如，1951年1月他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宣传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我们不宣传，敌人就要宣传”。再比如，1975年邓小平复出抓全面整顿时，针对“四人帮”在舆论宣传方面的乌烟瘴气，他解放了党内一些受迫害的“笔杆子”，在思想理论方面组织撰写文件和文章，配合各个领域的整顿。当时形成了三个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三个文件虽然被“四人帮”污蔑为“三株大毒草”，但恰恰是由于印发批判，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到邓小平的真正主张，从而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奠定思想舆论基础。这恐怕是“四人帮”始料不及的。

在瞬息万变的作战中，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受到毛泽东的倚重

邓小平说自己能作组织工作。的确，这是他的特长。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也是如此。1926年5月，来苏联访问的冯玉祥希望苏方选拔几十名优秀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做政治工作。邓小平被列入选派人员名单，党组织对他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

最能体现邓小平组织工作能力的是他一生担任过三次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第一次是1927年年底。当时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23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坚守岗位，作会议记录，安排会务等，工作非常干练。因此，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时的“秘书长”一职当然不能同后来我们所常说的秘书长的职务相提并论，但邓小平本人还是很看重这个经历的，晚年时多次提到。1984年3月25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 他在同年10月中顾委会上谈到提拔年青人时说“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

第二次是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担任中央秘书长。他负责毛泽东行军打仗期间的日常安排。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任，也是发挥他的特长，对他的“知人善任”。邓小平多年后曾回忆这段经历。1981年7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时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当了党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我先后当过三次。”“长征时我们受到很大损失，请毛主席出来，又叫我当中央秘书长。”“长征过程中，张闻天和我总是同毛主席共住一间屋。房子有时是地主的，富丽堂皇，有时就是一间草棚。所以那一段时期，毛主席的指挥、决策，我是清楚的。”这说明，在瞬息万变的作战中，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卓越超群，受到毛泽东的倚重。这也算是邓小平在长征中作出的特殊贡献吧！只是这一点长期不为人们所知。

第三次是1954年4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任命的，这次会议还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党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保留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但实际上，他担任党中央秘书长性质的工作应该从1952年8月进京时算起，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长达14年之久。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组织能力是非常赞赏的。195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这样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同月，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具体负责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基层选举工作。这次普选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也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直接为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其中所发挥出的组织才干有目共睹，他也由此获得了广泛赞许。

从某种角度讲，邓小平能作宣传工作的最大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带领全党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这项前无古人的新事业中，邓小平一如既往，非常重视宣传和组织工作。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比如，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任务；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提出要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有什么反什么，哪种倾向突出就重点反对哪种倾向等等。特别是两个宣言书，即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从某种角度讲，邓小平能作宣传工作的最大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它为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踏步向前推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样非常重视组织工作。这个时期，他的精力主要放在选拔接班人上。他多次说：“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个问题的起因还得追溯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那时，王洪文回到上海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对邓小平刺激很大，因为王洪文要和老干部比年龄，熬时间，伺机夺权。因此，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反复强调组织路线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

总之，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光辉伟大，从形式上讲，他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就是宣传和组织工作。这和他年轻时对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的评价是相吻合的。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辑：刘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