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如何让美国走向一战？

“领域分离”

今天我们能找到的伍德罗·威尔逊的照片往往给人一种错觉：这个清瘦忧郁、目光犹疑不定的中年人似乎缺少自信，他的眼睛总是望向远方，也很少露出笑容。但在1912年，当威尔逊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去和一代枭雄西奥多·罗斯福角逐总统席位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精干热忱的改革家—这个人一手把名不见经传的普林斯顿大学发展成世界顶级学府，又公开喊出“新自由”的口号，呼吁和贫富分化、垄断以及非道德行为作斗争。当他最终击败老罗斯福、赢得入主白宫的机会之后，威尔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银行改革、反托拉斯立法以及广泛的社会变革，一扫塔夫脱时代保守沉闷的风气。不仅如此，威尔逊敢于公开在国会为自己的主张声辩，并身先士卒地投入到国策制订和舆论动员当中：白宫不再是国会的某种听差，而是真正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灵魂。

唯独在外交事务上，威尔逊采取的是一种萧规曹随、缺乏新意的方针，那就是著名的“领域分离”（separate spheres）学说。该学说脱胎于独立战争“教父”托马斯·潘恩，经华盛顿、汉密尔顿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几位早期政治家塑造成型，它包含四大原则：（1）例外主义，即认为美国的地理位置、民族信念和政治制度是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优越的存在，上帝创造美国这个“例外”是为了使它安享独特优势的福利，故美国没有任何需要效仿的历史范例。（2）孤立主义，即不排斥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但绝不加入某种军事同盟，以免本国的独特优势和行动自由遭受侵蚀。（3）门罗主义，即美国的权势基础在美洲“新大陆”，它反对欧洲列强插足这一战略后院，但也无意将触角伸至更辽远的地区。（4）“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即美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刻将其制度和文化优越性对外投射，但这种投射不能是出于形势所迫，而须由全体国民自己来决定。

在“领域分离”学说指导下，威尔逊政府对1914年爆发的欧洲战争持冷淡态度。当年8月4日，美国发表了中立宣言，威尔逊呼吁他的国民“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保持中立；既要在行动上、也要在思想上不偏不倚”。驻英大使佩奇更是兴高采烈地宣称：“当世界上一半国家在遭受战争不可言状的残忍戕害时，保持我们的道义力量、政治权势和理念的完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1915年5月7日，德国潜艇在爱尔兰外海击沉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有128名美国乘客罹难，华盛顿的亲英分子乘机鼓吹对德开战，但威尔逊仅以三番两次发出照会、敦促德方停止攻击无武装船只了事。这种克制态度赢得了大部分百姓的支持—1916年大选中，角逐连任的威尔逊以49.2%的得票率击败共和党人休斯。

不过，威尔逊并不反对“与世界各民族发展友谊、通商交好”，不反对利用欧洲局势大发战争财。1913-1916年，美国对欧商品出口总额从15亿美元激增到38亿美元，弹药、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品(000061,股吧)从新大陆源源不断地装船运出，使欧洲那两个精疲力竭的军事集团有足够“血液”继续撕咬下去。而到1916年底为止，协约国还在美国证券市场发行了超过22亿美元的战争债券，纽约银行家像观望股票走势一般紧盯着报纸上的战况，期待狠狠捞上一笔。

当然，作为“昭昭天命”的代言人，美国政府也希望在欧洲局势中发挥影响。1915年1月，威尔逊派他的私人顾问爱德华·豪斯前往欧洲，探询英德媾和的可能性。由于德国人拒绝从比利时撤军，豪斯无功而返。紧接着，美国政府又希望以经济压力为工具，迫使英法德三国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停火事宜。但伦敦当局对美方与德国一起提出和平倡议的举动大感不满，认为这是对德方侵犯比利时中立行为的偏袒，德国人则满心以为自己有把握取得军事胜利，对威尔逊的调停也是半心半意。到1916年底为止，美国在欧洲扮演的始终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掮客角色，它的“例外主义”和“昭昭天命”凸显的不是优越性，而是与传统政治的格格不入。

谋主豪斯上校

在1916、1917年之交，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威尔逊的对外政策方向，这个人就是那位神秘顾问爱德华·豪斯。尽管从未有过军旅生涯，豪斯却被人称作“上校”，他是个清瘦的小个子，面色沉郁，在纽约银行界颇有人脉。与典型的美国政治人物不同，此公对大众政治和媒体极为排斥，更乐意扮演18世纪欧洲外交中宫廷顾问和秘密信使的角色。从1892年到1902年，豪斯先后为四位民主党人策划德州州长竞选，无一失手；当他在1911年结识威尔逊后，又成为后者两次大选的参谋长。威尔逊曾多次邀请豪斯入阁，但“上校”对官僚政治的繁文缛节毫无兴趣，他宁愿放弃抛头露面的虚荣，为的是能从幕后对实际政策施加更具决定性的影响。

大战爆发以后，威尔逊派豪斯前往欧洲视察战情，并对双方的政治企图进行评估。豪斯的判断相当严苛：“如果协约国获胜，欧洲大陆将被俄国所统治；而如果德国获胜，未来的几代人必将被显而易见的军国主义专制所笼罩。”

接下来两年里，豪斯负责了美国政府在两大集团间的大部分调停工作，但无功而返，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传统欧洲外交倚重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观念培养了一系列利己主义和视人命如草芥的谬误，人们宣称均势可以避免战争，实际上却在为某种仅存在于纸面的“平衡”牺牲上百万人的生命。推动整个冲突的心理因素没有一项是高尚的，军人通过泄密来攻击自己的同僚，媒体煽动民族仇恨以吸引眼球，号称文明人的先进民族以比野蛮人凶残百倍的方式杀伤昨日的友人。这种对欧陆政治的厌恶，又和著名的“门户开放”主义结合起来—按照19世纪美国外交家的看法，新大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不可能在脱离海外传播的情况下独自生存，它迟早要对外输出。

对均势外交的厌弃、对“美国式生活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的必要性，以及建立某种永恒的、牢固的和平秩序的想法，随后就开始在豪斯和威尔逊的脑海里生根。1916年10月5日，威尔逊在豪斯的建议下向美国民众疾呼：“战火正在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合众国却远离当前的冲突，这不是因为它不感兴趣、更不是因为冷漠无情，而是因为它希望扮演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角色。”这种新角色不同于过去英国充当的均势缔造者，更不是经由秘密外交和领土割让来达成，它的三大支柱在传统欧陆政治中几乎从未出现过，那就是普遍民主、集体安全和民族自决。

威尔逊和豪斯都是虔诚的新教长老宗信徒，信奉崇高的道德原则和法律至上主义。在他们看来，人之本性皆善，不好争斗，这种本性在民主制下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保全；民主国家的外交通常反映其国民的特质，是故它们热爱和平，不会主动挑起“反人性”的战争。依此类推，倘若民主制能在全世界普遍建立，持久和平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冲突不断的主因不是均势被破坏，而是均势这个“不道德”观念本身，是基于均势观念对合理的民族独立权的压制。必须使一切民族获得平等的地位去决定其政治前途和国家存废，在这个基础上，各国结成类似议会的共同体，按照白纸黑字的法条判断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是非曲直，一致惩戒违规者：如此“民主在世上方得安存”。

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起因就不道德，目标更不合理：美国要加入的绝不是这样的旧式战争。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题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阐述了美国的和平理念—缔造一种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和平，不以旧式的领土兼并和金钱赔偿为基础，重要的是厘清造成冲突的是非曲直，惩戒作恶者，并对潜在的冲突因素进行疏导，这样才能建立稳固的战后秩序。此时他仍寄望于豪斯的外交接触，期待能以会议形式敦促双方停火，但齐默尔曼电报的公开把美国逼到了死角：倘若再不明确外交态度，德国就要对美国本土进行“预防性”攻击了。于是，4月2日，威尔逊在国会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宣布“为了美国的权利与荣誉”，必须对德宣战。四天之内，参议院以82票对6票、众议院以373票对5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咨文，美国终于参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