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实施两年:内容无新意 治标不治本

　　二 “安倍经济学”挫败的原因

　　“安倍经济学”之所以遭受重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调控经济的手法来看，没有摆脱量宽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套路，更为关键的是“安倍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另外安倍并没有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也成为没有实现其政策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政策内容无新意，治标不治本

　　“安倍经济学”并不是什么具有创新理论体系的经济学，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提出的急功近利的应急性政策，其核心无非就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无新意可言。

　　第一支箭“量宽货币政策”，其实日本一直在做。早在1999年，日本就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由于传统工具的利率杠杆失灵，从2001年起不得不使用非传统的“量宽”货币政策。安倍的货币政策与前任相比，不过是更激进一些而已。原来央行的量宽幅度较小，只购买国债，而现在推行的QQE，不过是除购买国债外也购买少量商业债券，但主要还是国债。然而，史无前例的量宽政策，虽然推高了股市，但并没有波及实体经济，没有获取预期的“资产再分配”效果。据日本央行的“资金循环统计”显示，2014年3月末企业等民间非金融法人的现金及存款余额为232万亿日元，增幅为4.1%，而贷款余额仅增长1.0%。另外，截至3月底的一年间银行存款增加了31万亿日元，但贷款只增加了11万亿日元，这说明有20万亿日元仍滞留在银行。量宽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家庭和企业所持有的资金转移到设备投资和积极的资产运用当中去。很显然，这一“资产再分配”目标并没有达到。目前日本市场并非缺乏资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储蓄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企业资金丰富，而且产能过剩，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因此，流动性再大也未必带来应有的实体经济效果。

　　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本质上还是凯恩斯主义，无非就是扩大政府开支，以期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官方对于“灵活的”这一定语的解释是“必要时迅速采取应对，但同时还要求对维护财政规律也加以注意”。亦即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政府的财政投资应当是“有放有收”，但安倍上台之后，只见其放，而未闻其收。但是，由于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越来越小，实际收效甚微。据统计，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为2～3倍，上世纪90年代降为1.4倍，而2010年以后仅为0.8倍左右，也就是说投资效果已小于投资额。例如，2012年度补充预算投入的13万亿日元中央财政投资，本应在2013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到位发挥作用，但却丝毫没有见效，巨额的政府投资并没有挡住经济下滑。

　　第三支箭“长期增长战略”，集中体现在2013年6月发表的《日本再兴战略》当中，其内容涉及诸多日本长期的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许多并不是安倍任内最先提出来的。例如财政重建、放松规制、促进民间投资、提高女性及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积极使用年轻人才、创造新市场和推进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等等，在日本政坛已经喊了20多年。2014年6月出台的《日本再兴战略（修订版）》基本上是对《日本再兴战略》的重复或强调。该文件强调要对企业所得税制、农业、就业和医疗等“堡垒”领域进行改革，提出了近百项政策，但缺乏具体措施，基本都停留在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上。

　　以上不难看出，“安倍经济学”并无新意，不过是“新瓶装旧药”，这些“旧药”过去没有治好“日本病”，今后自然也难以期待。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是短期政策，对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不起作用，取得短期效果后自然要失灵。况且，在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带来的短期效果消失之前，长期经济政策并没有及时跟进，贻误了战机。

　　（二）“安倍经济学”理论上的缺陷

　　安倍及其智囊对通缩成因出现明显误判。实际上，影响物价的真正因素是工资水平的低下，而工资提高与否并不是由货币供应关系所决定的。“安倍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通过提高通胀率来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望和行动，寄希望于人们的心理作用。实际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道理很简单，收入不增加，手中没钱，即使有购物欲望也是枉然，这正是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其传导机制是：工资不增长甚至下降→消费减少→商品滞销→物价下跌，可见通缩的原因来自工资减少，而不是流动性减少。从国际比较也可以得到证明，自1995年以来日本的工资一直处于慢性下降状态，而美国和欧洲则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近十几年来为何只有日本陷入长期通缩，而同样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欧洲各国却没有发生通缩的原因所在。私人消费约占日本GDP的近六成，收入上升是扩大私人消费的基本前提，物价上涨而工资不随之上涨，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必然会使百姓生活水平降低，最终导致消费更加疲软。

　　（三）安倍上台后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方面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特别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东日本大地震的强烈冲击，使本来就举步维艰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安倍上台后理应将恢复经济和处理福岛核电站事故放在首位。然而，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而且对其经济发展有害的行动。在国内处心积虑地想要“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对外大搞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执政仅仅两年时间，历访50多个国家，特别是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上不断地刺激与挑衅中国，使中日关系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导致中日经济关系严重受损。2012年中日贸易下降3.9%，2013年下降5.1%，其中日本对华出口下降8.7%。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贸易总额以及贸易平衡的影响举足轻重。如果2013年对华出口不是下降8.7%，而是上升8.7%甚至更高，那么日本的贸易收支状况就可以大大改观。不仅如此，由于外需的增加，对GDP增长的拉动也会扩大，自然会加快日本经济复苏的步伐。再比如，如果安倍将更多的精力用在福岛核事故的处理上，并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就有可能减轻国民对核电的恐惧，若能得到国民的谅解就能够早日使被确认为安全的一部分核电站重新启动，这样就会大幅度减少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进口，改善贸易平衡，同时也会缓解国内电力涨价压力，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国民生活负担。再比如，安倍为了更长时间执掌政权，只考虑自身的政治生命，不顾国民的反对，恣意提前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耗资高达631多亿日元，如果这些资金用于解决福岛核电站事故或用于解决因此而背井离乡的12万难民的困境，一定会产生更大的正向效果。

　　总之，安倍上台后曾一再声称要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但事实并非如此。该做的不去做，不该做的全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安倍自己毁了“安倍经济学”。

　　2.2013年度的较高增长并不完全是由“安倍经济学”带来的

　　2013年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达到2.1%，私人消费、就业以及设备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也不错，但这不能证明“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因为这种短期复苏并不完全是由“安倍经济学”带来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告诉我们，大凡经济出现景气或衰退，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次出现较高增长也不例外。

　　首先，并不能否认“安倍经济学”所带来的刺激效果。日本央行从2013年4月开始实施QQE政策，大量购入长期国债，同时不断增发基础货币，从146万亿日元增加到现在的270多万亿日元；财政投资2013年为13万亿日元，2014年为5.5万亿日元，合计18.5万亿日元，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如此巨大的刺激力度自然会产生一定效果。政策出台后，日经平均股指迅速回升，与此同时，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日元升值得到控制，日元贬值两成多。在资产效应的作用下，私人消费有所扩大；在日元贬值的背景下，出口也有所恢复；在公共投资扩大的推动下，内需有所扩大，直接促进了经济复苏。

　　但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其一是经济周期循环的作用。此前日本经济经历了七个月的衰退之后，于2012年11月触底，2013年刚好进入战后日本第16次经济循环高涨期的通道。换句话说，无论谁执政，也无论有无“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都将出现较高增长。其二是前面提到的消费税率提高前突击消费的拉动。由于要提高消费税率，2013年第四季度以来，住宅以及汽车、大型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剧增，骤然增加的集中消费推高了经济增长率，这也是2014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出现5.8%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所在。

　　2013年度日本出口虽有增长，但出现了11.4万亿日元的巨额贸易逆差。在2013年度的2.1%的经济增长率当中，外需（净出口）为0.5%的负拉动，这说明安倍试图依靠外需拉动经济的目标并未获得成功。

　　总体来看，这次短暂景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投资的扩大和提高消费税率之前的集中消费所带来的，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进入了自律性的复苏轨道。

　　3.提高消费税率对日本经济打击沉重

　　调高消费税率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举措之一。从2014年4月起，日本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至8%，此举对宏观经济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冲击。2013年下半年以后，为了规避增税可能造成的损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超前消费现象，住宅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量出现较大增长，人们都意识到增税后将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消费衰退。但是，增税后的2014年第二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了7.3%（第二次速报值），不仅远远超出了此前市场普遍预测的下降4%左右的预期，也远超过消费税率从3%调高至5%的1997年第二季度3.8%的降幅。

　　更为严重的是，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几乎全是负增长，其中，私人消费下降5.1%，这是199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住宅投资下降10.4%，设备投资下降5.1%，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3.7%，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0.5%和5.6%。日本政府原本期待第三季度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恢复，但实际值仍然是负增长。第一次速报值实际GDP增长率为-1.6%，而第二次修正后的增长率又降为-1.9%。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如私人消费仅增长0.4%，住宅投资下降6.8%，设备投资下降0.4%，公共投资增加1.4%，民间库存贡献度下降0.6%。其中，内需对GDP的拉动为-0.5%，外需为0.1%，体现综合物价动向的GDP紧缩指数为2.0%。第三季度的负增长既体现了调高消费税率对日本经济冲击的严重程度，同时也说明“安倍经济学”的失灵。

　　正因为两年来经济增长率忽高忽低，而且实际工资仍在下降，百姓并未得到实惠，因此大多数国民对“安倍经济学”并不买账。《朝日新闻》的调查表明，有30%的人认为“安倍经济学”取得了成功，而39%的人认为已经失败。另据共同通信社的舆论调查，有84%的人表示感受不到“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好处。

　　（三）“安倍经济学”所设定的长期政策目标几乎不能实现

　　“安倍经济学”除了短期目标外，还设定了许多诸如长期经济增长率、财政重建以及人均国民收入等中长期目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几乎都不能实现或难以实现。

　　第一个目标是“未来十年实现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长率3%、实际经济增长率2%”。过去的20年，从日本上述两种指标分别只有-0.1%和0.8%的历史数据来看，未来十年要实现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天方夜谭。过去20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日本的国内经济环境要好于现在，而未来十年更存在许多不可测因素，中国经济减速、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还很大，一般来说，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日本国内经济环境不会好于过去20年。据日本银行的测算，现在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就是0.5%左右。据多家日本智库的预测，由于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原因，未来十年日本实际GDP顶多能保持年平均1%的增长率，鉴于QQE政策的持续推行，物价还可能上涨，名义GDP增长率或许要稍高于实际GDP增长率，但年平均增长率也恐怕难达3%。

　　第二个目标，“2015年国家与地方基础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与2010年相比减半，到2020年实现盈余”。这一目标根本不能实现，现已有定论。2013年8月日本财务省对基础财政平衡前景进行了测算，设定了两种情景：其一是“三支箭”都发挥应有作用，经济实现再兴的情景，即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2%，平均名义GDP增长率为3%，即便是这种情景，到2020年日本的基础财政也仍有6.6万亿日元即2%左右的赤字。其二是参考情景，国内外经济都处于比较缓慢的增长状态，即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1%，平均名义GDP增长率为2%，这种情景下，基础财政将有3%左右的赤字。2014年7月，财务省再次进行测算，其结果是即使是在第一种情景下，再附加如期在2015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8%提高至10%的条件，2020年国家与地方基础财政仍将是1.8%的赤字，也不可能实现盈余的目标。而现在安倍已决定将调高消费税率推迟至2017年4月，这样就连2015年基础财政赤字比2010年减半的目标也将化为泡影。延期提高消费税率，使人们更难看到日本重建财政的希望，鉴于此，穆迪公司又将日本长期国债从Aa3下调至A1，与捷克同水平，标准普尔公司也将日本长期国债评级调为负面，惠誉国际也考虑将日本国债从A+调至负面。

　　此外，“安倍经济学”还确定了“人均名义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速超过3%，进而实现十年后人均名义国民收入增加150万日元以上”、“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以上，使工资上涨快于物价上涨速度”、“利用FTA的贸易比率从现在的19%提高到2018年的70%”、“到2020年将外商对日直接投资额翻一番（35万亿日元）”等20多项具体指标，但基本停留于口号，缺乏实际措施，而且要实现这些指标的基本前提是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长和实际增长率分别达到3%和2%，而一旦这一前提落空，其他所有的目标都是镜花水月。

　　二 “安倍经济学”挫败的原因

　　“安倍经济学”之所以遭受重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调控经济的手法来看，没有摆脱量宽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套路，更为关键的是“安倍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另外安倍并没有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也成为没有实现其政策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政策内容无新意，治标不治本

　　“安倍经济学”并不是什么具有创新理论体系的经济学，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提出的急功近利的应急性政策，其核心无非就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无新意可言。

　　第一支箭“量宽货币政策”，其实日本一直在做。早在1999年，日本就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由于传统工具的利率杠杆失灵，从2001年起不得不使用非传统的“量宽”货币政策。安倍的货币政策与前任相比，不过是更激进一些而已。原来央行的量宽幅度较小，只购买国债，而现在推行的QQE，不过是除购买国债外也购买少量商业债券，但主要还是国债。然而，史无前例的量宽政策，虽然推高了股市，但并没有波及实体经济，没有获取预期的“资产再分配”效果。据日本央行的“资金循环统计”显示，2014年3月末企业等民间非金融法人的现金及存款余额为232万亿日元，增幅为4.1%，而贷款余额仅增长1.0%。另外，截至3月底的一年间银行存款增加了31万亿日元，但贷款只增加了11万亿日元，这说明有20万亿日元仍滞留在银行。量宽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家庭和企业所持有的资金转移到设备投资和积极的资产运用当中去。很显然，这一“资产再分配”目标并没有达到。目前日本市场并非缺乏资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储蓄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企业资金丰富，而且产能过剩，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因此，流动性再大也未必带来应有的实体经济效果。

　　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本质上还是凯恩斯主义，无非就是扩大政府开支，以期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官方对于“灵活的”这一定语的解释是“必要时迅速采取应对，但同时还要求对维护财政规律也加以注意”。亦即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政府的财政投资应当是“有放有收”，但安倍上台之后，只见其放，而未闻其收。但是，由于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越来越小，实际收效甚微。据统计，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为2～3倍，上世纪90年代降为1.4倍，而2010年以后仅为0.8倍左右，也就是说投资效果已小于投资额。例如，2012年度补充预算投入的13万亿日元中央财政投资，本应在2013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到位发挥作用，但却丝毫没有见效，巨额的政府投资并没有挡住经济下滑。

　　第三支箭“长期增长战略”，集中体现在2013年6月发表的《日本再兴战略》当中，其内容涉及诸多日本长期的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许多并不是安倍任内最先提出来的。例如财政重建、放松规制、促进民间投资、提高女性及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积极使用年轻人才、创造新市场和推进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等等，在日本政坛已经喊了20多年。2014年6月出台的《日本再兴战略（修订版）》基本上是对《日本再兴战略》的重复或强调。该文件强调要对企业所得税制、农业、就业和医疗等“堡垒”领域进行改革，提出了近百项政策，但缺乏具体措施，基本都停留在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上。

　　以上不难看出，“安倍经济学”并无新意，不过是“新瓶装旧药”，这些“旧药”过去没有治好“日本病”，今后自然也难以期待。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是短期政策，对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不起作用，取得短期效果后自然要失灵。况且，在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带来的短期效果消失之前，长期经济政策并没有及时跟进，贻误了战机。

　　（二）“安倍经济学”理论上的缺陷

　　安倍及其智囊对通缩成因出现明显误判。实际上，影响物价的真正因素是工资水平的低下，而工资提高与否并不是由货币供应关系所决定的。“安倍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通过提高通胀率来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望和行动，寄希望于人们的心理作用。实际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道理很简单，收入不增加，手中没钱，即使有购物欲望也是枉然，这正是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其传导机制是：工资不增长甚至下降→消费减少→商品滞销→物价下跌，可见通缩的原因来自工资减少，而不是流动性减少。从国际比较也可以得到证明，自1995年以来日本的工资一直处于慢性下降状态，而美国和欧洲则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近十几年来为何只有日本陷入长期通缩，而同样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欧洲各国却没有发生通缩的原因所在。私人消费约占日本GDP的近六成，收入上升是扩大私人消费的基本前提，物价上涨而工资不随之上涨，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必然会使百姓生活水平降低，最终导致消费更加疲软。

　　（三）安倍上台后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方面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特别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东日本大地震的强烈冲击，使本来就举步维艰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安倍上台后理应将恢复经济和处理福岛核电站事故放在首位。然而，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而且对其经济发展有害的行动。在国内处心积虑地想要“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对外大搞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执政仅仅两年时间，历访50多个国家，特别是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上不断地刺激与挑衅中国，使中日关系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导致中日经济关系严重受损。2012年中日贸易下降3.9%，2013年下降5.1%，其中日本对华出口下降8.7%。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贸易总额以及贸易平衡的影响举足轻重。如果2013年对华出口不是下降8.7%，而是上升8.7%甚至更高，那么日本的贸易收支状况就可以大大改观。不仅如此，由于外需的增加，对GDP增长的拉动也会扩大，自然会加快日本经济复苏的步伐。再比如，如果安倍将更多的精力用在福岛核事故的处理上，并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就有可能减轻国民对核电的恐惧，若能得到国民的谅解就能够早日使被确认为安全的一部分核电站重新启动，这样就会大幅度减少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进口，改善贸易平衡，同时也会缓解国内电力涨价压力，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国民生活负担。再比如，安倍为了更长时间执掌政权，只考虑自身的政治生命，不顾国民的反对，恣意提前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耗资高达631多亿日元，如果这些资金用于解决福岛核电站事故或用于解决因此而背井离乡的12万难民的困境，一定会产生更大的正向效果。

　　总之，安倍上台后曾一再声称要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但事实并非如此。该做的不去做，不该做的全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安倍自己毁了“安倍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