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文化体系夯实烟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中国山东网9月9日讯(见习记者 孙杰)烟台坐落于山东半岛东北部，是中国首批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提起烟台，我们会习惯性地认为她是一座年轻、没有历史的城市。即使在当地人眼中，烟台的历史也仅限于开埠的那段时期，对于独成体系的贝丘文化和红色文化，人们却知之甚少。可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正是有了这三大文化体系，烟台才能够在2013年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贝丘文化：白石村遗址填补了7000年前胶东的历史文化空白

　　贝丘文化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常用名词。它泛指5000-6000年前，我国沿海地区及其附近岛屿的一种文化统称，烟台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却更喜欢将贝丘文化作为烟台史前文化的代名词。“烟台的贝丘文化是独成体系的，它区别于其他地方。”在烟台市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徐明江看来，烟台的贝丘与其他地方的贝丘有明显的差异性。“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烟台的贝丘形态与同时期其他沿海城市的贝丘并不一致;当时人类的饮食结构也与同时期其他沿海城市不一样;而出土的日用品、陶罐、器皿这些构造与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等也完全不同。”

　　烟台的贝丘文化独成体系的说法也得到了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学者的支持。徐明江介绍说，当年白石村遗址发掘时，中国考古学会“泰斗”、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严文明等专家教授都对烟台提出的说法非常认可。

　　烟台的贝丘文化时期大约可分为白石村时期、邱家庄时期、北庄时期。因为有的贝丘遗址同时包含白石村时期和邱家庄时期或邱家庄时期和北庄时期两个时期的文化内涵，因此，将其统称为贝丘遗址时期。其中，白石村一期遗址距今时间最长，距今有大约7000年的历史，这也将胶东的贝丘文化时期往前提了1000余年。

　　白石村遗址位于烟台市芝罘区新城街，是地道的烟台闹市区。由于当时建房修路，目前仅存的白石村遗址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140米。遗址文化层厚1.5米左右，内含大量蛤皮、鱼骨、兽骨等。文化层分为白石村一期文化、白石村二期文化两个阶段。一期文化发现墓葬2座，均葬在灰沟中，出土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二期文化由一期文化发展而来，年代距今5900～5400年。

　　城市中心地带发现7000年前的文化遗址是祖宗先民留给烟台的荫庇、荫福，更是发掘和提高烟台城市文化内涵难得的资源。徐明江告诉记者，西周以前，一条胶莱河让胶东半岛与中原地区完全相隔，成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从五帝时代直到夏商时期，胶东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很少，几乎不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中原地区自夏、商、周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因此，在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中，有关中原的记载很多，而有关胶东的记载却很少，其中胶东上古一段几乎是空白。”因此，白石村遗址的发现很好地填补了胶东上古文明的空白。

　　白石村遗址的发现除了将填补胶东地区上古文明的空白外，更证明了胶东地区人类活动并不比中原晚。这说明中国的史前经济不仅仅是以农、猎为主的黄土经济,而且具有以海为生的渔业经济或曰海洋经济,是极具学术价值的发现。

　　开埠文化：带来创新的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屈辱

　　延续了数千年的贝丘文化，整个胶东半岛开始向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转型。徐明江告诉记者，从贝丘文化末期直到开埠前夕，烟台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期间烟台的文化主要是农耕文化，但是相比于农耕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烟台并没有过多的亮点，所以这段历史往往提及的也比较少。”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清政府作为战败国同英、法等多个国家共同签订《天津条约》，这也标志着烟台作为通商口岸正式开埠。不过在开埠时间上，众多历史学家还有争议。烟台市博物馆馆长高爱东告诉记者，对于烟台的开埠时间，一部分专家倾向于1858年，还有一部分专家倾向于1861年。“当年签订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时，开放口岸选的是登州港(今蓬莱港)。之后外国侵略者发现登州港的运输能力远不如烟台港，所以侵略者就于1861年在条约上进行了修改。”但高爱东坚持认为1858年还是要比1861年的说法更靠谱，因为1858年既然是《天津条约》的签订时间，那么它就应该代表着烟台的开埠时间。

　　烟台开埠后，原来封闭的胶东半岛一下子活跃起来，大量的新鲜事物涌入烟台。如今闻名世界的烟台苹果、大樱桃、葡萄等水果均是由外国传教士在开埠期间带入烟台的。

　　此外，开埠也给烟台的建筑、制造业、教育行业带来了积极地影响。由美国传教士米尔斯的夫人创办“启喑学馆”是的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它对于启迪和指导中国特殊教育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也始于烟台。它不但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而且是当时“最好的大学”。它比号称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建于1892年)早了8年;比北京汇文书院、通州潞河书院(两院后合并为燕京大学)早了十几年;比号称中国政府办的第一所大学的北洋大学(建于1895)早11年;比《辞海》称作“我国最早的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建于1898，今北京大学)早了整整14年。享誉世界的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卢斯便毕业于登州文会馆。

　　同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军学堂也是烟台开埠文化的产物。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清政府决定在烟台重建海军学堂，彼时负责筹建烟台海军学堂的就是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在解放战争中名震中外的邓兆祥、林遵均是烟台海军学堂的优秀学员。

　　除了带来了先进的教育外，开埠也给烟台的制造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最早的机械制钟厂烟台宝时造钟工厂(北极星钟表前身)、中国最早的弹子锁厂烟台程明锁厂(三环锁业的前身)以及闻名世界的张裕葡萄酒都是开埠带来的成果。

　　不可否认，开埠为烟台带来了积极的一面，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制造业促进了当时烟台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开埠带给我们的耻辱感。用高爱东的话说，烟台开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屈辱，“开埠是以屈辱的方式丧失了各种主权，让国家沦为殖民者玩弄的工具。”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烟台籍清史学家阎崇年认为，烟台开埠鉴古启今，被迫开埠之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训，最重要一点就是国家必须要富强，富未必强，强也未必富，二者不可偏废，中国人民的觉醒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证明的恰是“富强”的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