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投资体制求变

《金融时报》则将这一转变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企业不仅正在发达经济体大举收购资产，而且还在将生产转移至柬埔寨、缅甸和非洲等地，以利用这些地区较低的成本和优惠贸易协定。

祸兮？福兮？

如此看来，中国即将迈进投资净流出时代已无悬念。那么，从投资净流入时代演进到投资净流出时代，将对我国带来哪些影响？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此，徐高认为，FDI增长对中国经济发挥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获取了很多资源；另一方面通过FDI的方式把我们的生产能力输出出去。

同时，他也指出，这是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在外部的一个反映，国内有过剩的储蓄，有把过剩储蓄借给别国的需求。之前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现在通过直接投资，实际上都是把储蓄借给外国人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FDI增加比购买美国国债更好，单纯从投资回报率来说，FDI的投资回报率会比买美国国债高很多。不仅如此，对外FDI大幅增加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及国际地位。”徐高补充道。

肖鹞飞指出，过剩的储蓄也意味着我国内需的不足，而内需不足又主要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对外投资恰恰可以使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过去中国主要是制造业供给大国，国内对制造业的需求已经到了顶峰，所以制造业产出这部分是过剩的，对外FDI的增加正是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国内的制造类投资减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二三产业的布局比例，从而使得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得以升级。

《报告》指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对外投资大国。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推动和吸引外资的局面将发生重大转变。对外投资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虽然不可否认，对外FDI迅速增长会给中国带来不小的积极影响，但对于《报告》给出的这个结论，专家们却也并非完全认同。

肖鹞飞指出，很难严格地说谁是谁的动力。他认为，对外投资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产业升级刺激对外投资，对外投资也可以让产业升级更快地实现。

在对外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肖鹞飞表示，对外投资不一定会刺激经济增长，反而会放慢国内的增长速度，因为要从原来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发展转移到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相对来说更慢一点，从总的速度来说不一定会加快。“资金如果投到国内会带来国内GDP的增长，而现在投到了国外会增加国外GDP的增长，所以理论上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要调整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又必须要走出去。就像当年吸引外资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一样，现在对境外投资也是调整产业结构的一种方式。这是客观的发展规律。”肖鹞飞强调。

徐高也同样指出，对外投资不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对外投资的产出并不计入到GDP中，最多计入GNP中。而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应是GDP。

至于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徐高与肖鹞飞以及《报告》给出的结论都不相同：“经济结构很难因为对外投资的增加而发生明显变化。目前我国以出口为导向和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深层次的经济结构的原因，可以预计的是，即使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长期存在，还是需要靠外需或者投资来稳定增长。”

对外FDI体制需变

对外FDI一路向上，趋势已然明朗，这对于对外投资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也提出了要求。

詹晓宁表示，中国在改革外资管理体制的同时，也应推进对外投资体制的改革，制定新的对外投资战略。其核心是通过集群式、国际生产一体化的对外投资在更高层次上利用、整合国际资源，最终建立自己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

“现在对外投资体制也在改革，在企业走出去这块放松审批，私营企业自担盈亏等。强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让资金顺利地走出去，让想走出去的企业能获得资金，这些对产业升级都是有利的。”肖鹞飞表示。

而徐高指出，对外FDI也面临挑战，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其他国家对我们FDI的怀疑。比如去非洲投资，一些人就说中国是去掠夺非洲的资源，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逐步在国际对外投资市场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现在走出去还是国企比较多，国企走出去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怀疑或者敌视，它会被怀疑投资背后是不是带有某种国家或者政府的目的，这个可能会让别人担忧。所以，下一步应该做好引导和扶持工作，把更多的对外投资通过民企来实现，这样可以降低外界对投资的质疑。”

徐高建议，国家也要注重舆论引导，不光在国内，在国际上也要讲清楚我们的FDI不是去搞新殖民主义，也不是去掠夺资源，而是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加强信息提供，要告诉民营企业哪个地方有投资的机会。同时，还要在融资方面有支持，如果民营企业找到好的投资项目，资金的支持可以优惠一点，这些方面有的改进都利于中国对外投资健康快速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