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国文明对话的新开端

　　二、蒙高维诺笔下的北京天主教

　　当蒙古军队的铁蹄掠过俄罗斯大地向西猛烈推进时，欧洲各国一片恐慌。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一方面欲沟通与蒙古的关系，规劝蒙古大汗停止杀戮行为；一方面想打探蒙古内部的虚实，以作抵御之策，遂于1245年派遣方济各会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出使蒙古。(18)第二年7月22日，柏朗嘉宾及随行抵达和林。8月24日参加贵由皇帝登基大典。8月底觐见贵由大汗(即定宗)，呈递教皇玺书。定宗复教皇书大意谓：

　　你教宗和王公巨卿，如诚心和我修好，便当速来见我，不可迟延。你来信要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我为什么应该受洗。你来书，又因为我们杀人之多，而觉得惊奇，尤其因为信基督的波兰人、匈牙利人、奥拉维人，而感不安，我亦不明白你惊奇的原因。我告诉你：他们不听从上天和成吉思汗的命，杀戳我们所派使臣，上天所以借我们的手来杀他们。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但……我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书末玺印文曰“真主在天，贵由在地；上天神威，众生之王印”(19)。这是罗马教廷与蒙古发生关系的开始。显然，柏氏未能如愿完成教皇交给他的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1747年柏氏一行返抵里昂。次年柏氏病逝，遗留下《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一译为《蒙古史》)(20)，实为他此行的报告，这是我们现见最早西人在蒙古旅行的纪录。

　　1253年，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k)受法国国王路易士九世的派遣，从康士坦丁堡出发去蒙古和林，沿途先后会见撒里答和拔都。1254年4月到达哈剌和林，受到蒙哥汗的接见。威廉要求留在蒙古传教，遭拒，遂于1255年返回的黎玻里。应当地主教之请，威廉以长信形式将自己的旅行经历写出来，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见的《鲁布鲁克东行纪》。(21)

　　柏朗嘉宾以后，罗马教廷与蒙古的来往逐渐增多。(22)教廷遣使首次到达元大都是方济各会会士蒙高维诺(Giov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蒙高维诺前往中国。蒙氏一行先抵波斯，然后经海道在印度登陆，最后由海路到达中国的泉州。1293年蒙氏抵达元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高规格的接见，被允准在大都传教。蒙哥维诺在京设立教堂三座，收纳信徒达6000余人，足见当时天主教在大都发展之盛。有关他在印度、中国旅行和传教情形，现留有蒙氏东游印度、中国时所写的三封书信，这三封信分别于1292年在印度、1305年1月8日和1306年2月在元大都所写。

　　蒙高维诺在元大都所写第一封信中，主要谈及他在大都传教及与聂思脱里派冲突情形：

　　契丹为鞑靼皇帝所辖境域。皇帝之称号曰大汗。余谒见，递呈教皇之国书，请其改奉基督正宗。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大汗待基督教徒颇宽厚。二年以来，余皆与之同居。

　　聂思脱里派徒，名为宗奉基督，而实则远离圣道，其人在东方有权有势。不与同道者，则虽至小教堂，不许建设，稍为异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

　　东方诸国，自昔圣徒绝迹。余初来此境，受聂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来欺侮余，种种情形，备极惨酷。……

　　余居此布教，无人辅教，几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龙城(Cologne)僧人阿尔奴特(Arnold)来此相助传道。

　　余于京城汗八里(Cambaliech)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三钟焉。自抵此以来，共计受洗者达六千余人。若无上方所叙谗言妨害，则至今受洗者，当有三万余人。来受洗者，至今尚陆续不绝也。

　　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毫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23)蒙高维诺在信中还透露了他收养佐治王为信徒，并经他手建造第一座教堂之过程。蒙高维诺希望罗马方面派助理辅佐他，并展示了中国领土之广大，以示传教之前景：

　　余若有二三同伴在此助理，则至今日大汗必受洗矣！诸君欲来此传教，余则无任欢迎。来此者须具有牺牲个人利益，而以作人仪表为职志者，方可也。

　　据余所闻，世界王公地之广，人口之庶，财富之富，无有能与大汗陛下比拟者矣。(24)

　　罗马教廷收到蒙高维诺来自大都的这封信，可以想象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教皇遂一面任命蒙高维诺为大主教，授权他统辖契丹、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高僧，直隶教皇；一面于1307年派遣七名方济各会传教士去襄理蒙高维诺，这七位传教士是：哲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安德鲁(AndFew of Perugia)、尼古拉斯(Nicholas of Bantra or of Apulia)、安德鲁梯斯(Andrutius of Assisi)、赛福斯托德(Ulrich Sayfustordt)、威廉(William of Villeneuve)。这七人只有哲拉德、裴莱格林和安德鲁三人到达了中国，其他四人在途经印度时病逝。(25)1311年教皇克莱孟五世再增派彼得(Peter)、哲罗姆(Jerome)和托玛斯(Thomas)三人赴中国传教。(26)

　　蒙高维诺在大都的第二封信中，除了谈及他在大都新建教堂外，还涉及介绍元朝所辖国土：

　　一千三百零五年，余在大汗宫门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仅一街之隔。两处相去不过一箭耳。鲁喀龙哥(Lucalong)入彼得(Peter)者，笃信基督圣教。善营商，当余由讨来思起程时，彼即伴余东来。新教堂地基，即彼购置，捐助与余，以礼敬天主。大汗国全境，适合建筑教堂之地址，据余所观，未有过于此者矣。……

　　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迈耳半，盖汗八里城大，莫与比拟也。余将所收幼童，分为两队。一队在第一教堂，他队则在第二教堂，各自举行祭务。余为两堂住持。每星期轮流至一堂，指导奠祭。盖诸童皆非僧人，不知礼仪也。

　　东方诸邦，尤以大汗所辖国境，庞大无比，全世界各国，莫与比京。余在大汗廷中有一职位。依规定时间，可入宫内。宫内有余座位，大汗以教皇专使视余，其待余礼貌之崇，在所有诸教官长之上。大汗陛下虽已深知罗马教廷及拉丁诸国情形，然仍渴望诸国有使者来至也。(27)

　　从蒙高维诺的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获悉以下信息：首先，元朝对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各大宗政策宽厚，蒙高维诺在朝廷中甚至拥有很高的官位，这是蒙氏在元大都得以顺利传教的保障。(28)据陈垣先生考证，元也里可温教在朝中可领官位。“教而领之以官，自北齐之昭元寺崇虚局始。”“元制，礼部亦掌僧道，然有宣政院以专掌释教僧徒，秩从一品；有集贤院以兼掌玄门道教，秩从二品；而礼部之掌，遂有名无实。是可见元代对于僧、道之尊崇。顾也里可温之在元，亦为一种有力之宗教，特置崇福司，秩从二品，其阶级盖在宣政之下，而与集贤等也”。(29)元朝包容天主教的政策对改变教廷与蒙古接触之初的恐惧、仇恨心理有一定作用。其次，蒙高维诺在元大都传教，颇受欢迎，创设教堂两座，收纳教徒甚众。从蒙氏二信可知，他所建第一座教堂是在1299年(元大德三年)，它配有一座三口钟的钟楼，这可能是北京最早的钟楼。第二座教堂建于1305年(元大德九年)，当年圣方济各祭日(10月4日)竣工，这座教堂内有可容200人的礼拜堂，屋顶竖有红色的十字架，在城内是一个显目的标志。这座教堂可能是与他一起从印度迈拉布尔来的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捐助下建成的。(30)据徐苹芳先生考证，蒙高维诺所建的第二座教堂位置可能在元皇城的正北门厚载红门外(今地安门以北)。(31)最后，蒙高维诺在传教过程中，受到基督教另一教派——聂思脱里派的排挤和打击，两派冲突激烈。聂思脱里派系在唐朝时由波斯传入，先于罗马天主教流入中国，其势力明显较大。《马可波罗行记》对其所见聂思脱里派之情形有详细记载，可证聂思脱里派势力在元朝前期显盛于新来的天主教。(32)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整理前清所遗留档案时，发现在北京午门城楼上保存的叙利亚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即为聂思脱里派在元大都留存的文件。(33)聂思脱里派对罗马天主教来华怀有炉意，故极力排斥，双方势同水火。据张星烺先生考证：“关于景教僧在东方之生活情况，汉文及他亚洲诸国文，皆无记载。吾人仅能于元初西欧东来人士之笔记之中，藉悉略情。然未能尽信。盖元时西欧人东来者，如卢白鲁克、仙拍德、海敦、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等，无不攻击聂派也。”证之于约翰柯拉约作于1330年的《大可汗国记》，其中所设“国中小级僧人状况”、“国中聂派叛教者之状况”、“大可汗对基督教徒之恩眷”诸节，言及当时天主教在华之状况，及对聂思脱里派之恶诋(34)，可见厌恶聂思脱里派是方济各会会士的共识。

　　元朝也里可温教内部虽然教派纷争，但获得很大发展，陈垣先生对此有所析论：“有元得国，不过百年耳。也里可温之流行，何以若此？盖元起溯漠，先据有中亚细亚诸地，皆昔日景教(聂斯托尔派)流行之地也。既而西侵欧洲，北抵俄罗斯，罗马教徒、希腊教徒之被掳及随节至和林者，不可以数计；而罗马教宗之使命，如柏朗嘉宾、隆如满、罗伯鲁诸教士，又先后至和林；斯时长城以北，及嘉峪关以西，万里纵横，已为基督教徒所遍布矣。燕京既下，北兵长驱直进，蒙古、色目，随便住居，于是塞外之基督教徒及传教士，遂随军旗弥漫内地。以故太宗初元(宋绍定间)诏旨，即以也里可温与僧道及诸色人等并提。及至孟哥未诺主教至北京，而罗马派之传播又盛。”(35)元朝对也里可温教的宽厚、收揽政策实在是为安抚、安置中亚、西亚、东欧之征服地异族异教的一大举措。

　　除蒙高维诺以上两信外，安德鲁曾于1326年1月在泉州主教任上发出一信给教皇，信中报告了他们来华途中的艰难遭遇及在华的传教经历，其中特别提到在汗八里五年所享受到皇帝赐予的优厚的“阿拉发”待遇：

　　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于此时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Alafa阿拉伯语也)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傣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安德鲁对中国极度赞扬，称：“此国大皇帝之财富尊荣，国土之广，臣民之众，城邑之多而且大，国家组织，兵马强盛，国中太平，无人敢执刀以犯其邻，种种情形，余将不复赘言。”(36)

　　蒙高维诺于1328年逝世。教皇获死讯后，于1333年曾任命巴黎大学宗教学教授尼古拉斯(Nicholas)为汗八里总主教，同行者有教士20人，平民6人，一说其可能半途而辍，未能到任。1338年意大利使节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至元大都时，其《纪行传》明言大都无主教。另一说马黎诺里抵京时，尼古拉斯尚在途中，确未到京，其可能在后来抵京。《明史》卷三二六《拂菻传》谓：“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书诏，还谕其王。”德国汉学家夏德等人认可此说。(37)有趣的是，因蒙高维诺去世，新总主教尼古拉斯久未到京，在华之天主教徒乃上书罗马教皇请派主教。元顺帝同时亦颁给教皇谕旨，并派使者安德鲁、威廉等十六人由陆路西行，于1338年到达意大利阿维南城。教皇当年即有回复元朝之书，这三份文件见证了教廷与蒙元帝国后续关系互动与亲近之一面。(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