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国文明对话的新开端

　　结语

　　通览游历元大都的西人游记、报告或书札，人们发现他们的报道充满了羡慕、赞誉之词，他们笔下的汗八里是新兴世界大都，是一座规划有序、街道整齐、有如棋盘的城市；大汗拥有君临天下的帝王之尊，其雄伟的宫殿群落、奢华的宫廷生活和宏大的出巡仪仗，充分表现了举世无匹的皇帝威严；大都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联络各地的邮驿，对世界各地的信息了如指掌；元朝对各种宗教、各种人种、各种文化采取包容的宽厚政策，元大都是多元文化的缩微体。《大可汗国记》称誉“契丹国人口殷众。都市大于巴黎、佛罗伦斯者，不一其数”。(47)它反映了元代中国城市(特别是北京、杭州)的繁荣景象，给西人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元代以前，尽管西人对中国有零星、碎片的记载，但还说不上中国形象。(48)元代包括《马可波罗行记》在内的西人游记作品，构建了西方第一个中国形象——契丹传奇，其中至高无上的大汗、疆域广阔的领土、威猛野蛮的军队、繁华富裕的都市是其主要表征。(49)这些充满夸张的描写对尚处在中世纪黑暗状态的西方来说，无疑是“权力的发现”和“物质的启蒙”。它不仅对诱导西方后来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积极向海外殖民拓展、寻找梦想中的东方世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长久地成为激发西方作家想象中国灵感的主题和素材。(50)

　　元朝将中西文化交流推向到一个新的阶段。元朝将中国人传统的“西方”地理概念从汉朝的西域(从新疆到中亚一带)、唐朝的西天(印度)，延伸到了欧洲；文化交流的内容在原有的以输入印度佛教、中亚各大宗教为主的基础上，开始增添新的文化内容，这就是引入欧洲的天主教。元朝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出现新的“欧洲元素”，而天主教作为欧洲宗教文化的主体成为中欧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中西文化交流内容获得了新质。须加说明的是，元朝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压力并非来自于官方的压制或儒教的排斥，而是其同教的另一教派——聂思脱里派。从《大可汗国记》对聂思脱里派的记载及迄今考古出土的元代也里可温教遗存物，可见聂派势力之盛。明初虽然因崇佛排耶，天主教一度归于寂灭，但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很快再度复兴，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成为最具潜在势力的外来宗教，儒耶文明对话的新格局从此真正形成，儒耶冲突亦随之而起，其情形延续到近现代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儒耶对话发展成为中欧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时代话题。

　　注释：

　　①H. Yule trans &ed, Cath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1—4,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13—1916.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5—420页。

　　②中文有关马可波罗的权威研究论著首推杨志玫：《马可波罗在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近有彭海：《马可波罗来华史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而专就《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元大都盛景研究之论文则有张宁：《〈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元大都》，收入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5—106页；朱耀廷：《〈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元大都——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结合的产物》，《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文。

　　③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9—160页。

　　④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⑤参见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4—85页。

　　⑥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327页。

　　⑦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德山：《元代交通史》，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5年版。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德国学者奥博瑞熙特的《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站交通》(Peter Olbricht, Das Pastusesen in China unter der Mangolenberrschaft in 13. und 14. Jahrhunder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4)。岩井大慧：《元代东西交通略考》，收入东京帝国大学史学会编：《史学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东西交涉史论》上册，东京：富山房，昭和十四年。

　　⑧参见尚铭：《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收入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⑨参见《马黎诺里游记》，收入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51—353页。

　　⑩参见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译者前言，收入《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纪》，第31—32页。

　　(11)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20页。

　　(12)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413、415页。

　　(13)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23、355页。

　　(14)裕尔撰、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4页。

　　(15)白佐良、马西尼撰，萧晓玲、白玉崑译：《意大利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页。

　　(16)顾道森撰、吕浦译：《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

　　(17)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8)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3页。

　　(19)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20)中译本现有两种：一是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内收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著《蒙古史》。二是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21)有关鲁布鲁东的旅行目的，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为法王使节和传教士两说，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17—18页。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何高济：《鲁布鲁克东行记》中译者前言，第184—186页。

　　(22)有关教廷与蒙古关系的研究，参见伯希和撰、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I. De Rachewiltz, Papal Envoys to the Great Kh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3)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20—321页。

　　(24)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23—324页。

　　(25)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31—337页。

　　(26)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30页；阿·克·穆尔撰、郝镇华译：《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1页。

　　(27)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26—328页。

　　(28)有关元朝对也里可温教的优待政策，参见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第六一八、十章，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陈垣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2、24—27页。

　　(29)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第十章，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25页。

　　(30)参见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9页。

　　(31)参见徐苹芳：《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考》，收入《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316页。关于教堂地址另有两说：一是张星烺先生认定：“约翰新教堂在宫门前一箭之地，当即在新华门附近。”这里是元宫城的南门崇天门。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平：辅仁大学1930年版，第115页。中华书局版删去此注。二是日本学者佐伯好郎提出是在元大都宫城的北门厚载门外。参见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2册，东京：春秋社1943年(昭和十八年)，第369页。

　　(32)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83页；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33)参见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342—354页。

　　(34)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14、376—381页。

　　(35)参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45页。

　　(36)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31—332页。

　　(37)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40—341页。

　　(38)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41—346页。

　　(39)有关鄂多立克东生平，参见何高济译：《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32页。另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4页。方豪以“和德里”名之。

　　(40)何高济译：《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79—81、81—82、82—83、83、84、85—87页。

　　(41)有关马黎诺里生平简介，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46—349页。马黎诺里生卒年均不详，1357年他仍存活于世。

　　(42)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50、353、358—369页。

　　(43)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54页。

　　(44)白佐良、马西尼撰，萧晓玲、白玉崑译：《意大利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0页。

　　(45)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54页。

　　(46)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原载1914年《通报》，中译文收入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9页。

　　(47)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75页。

　　(48)日本学者岩村忍曾对元朝以前欧洲人有关东洋的知识做过论述，参见岩村忍：《十三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东京：三省堂，昭和十四年，第1—58页。

　　(49)相关研究参见周宁：《契丹传奇》，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222页。

　　(50)参见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W. W. Nortn &Company,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