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国文明对话的新开端

　　四、马黎诺里游记中的“汗八里”

　　1338年，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遣使马黎诺里(Marignolli，约1290—？)携带国书、礼物来华。1342年马黎诺里一行抵达元大都，在“汗八里”驻留四年(一说三年)。1353年返归阿维南，向教皇英奴森德六世(Innocent VI)递呈大汗国书。1354年在罗马城得遇日耳曼皇帝察里四世(Charles IV)，应招前往日耳曼，晚年将其奉使东游事迹著书存世。(41)内中不少涉及他在“汗八里”的珍贵史料。

　　马黎诺里在游记中，首先交代他奉教皇之命赴华及对华之印象：“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命余与数人携国书与礼物，赠送鞑靼大汗。其国在东方，威权所达，几有东方世界之半。兵马强盛，国库充实，城邑相连，管辖众国，难于胜数。各民族之在其境内者，不知凡几，皆各自有语言文字，若一一言之，将骇人听闻也。”马黎诺里觐见大汗时，最为人称道者是他献“天马”之举，其游记不惜笔墨记下了这一幕：

　　过沙山乃至东方帝国都城汗八里。其城之大，户口之众，军威之盛，吾将不复赘言矣。大汗见大马、教皇礼物、国书、罗伯塔王书札及其余印。大喜。见吾等后，更为欢悦。恩遇极为优渥。觐见时，皆衣礼服。余之前，有精致之十字架先行，香烛辉煌。至宫殿内，赋《天主惟一》之章。赋诗毕，余为大汗祈祷，回福于彼。大汗亦低首受之。内中所称“大汗见大马”一事，在《元史》卷四《顺帝本纪》中也有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至正二年，秋，七月，佛郎国贡异质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此事在当时传为美谈，一时文人士子竞相以“天马赞”、“天马赋”为题赋诗撰文(42)，这算是元末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

　　在“汗八里”，马黎诺里受到极高的礼遇，其日常所需食宿费用均由大汗供给：

　　退朝至馆舍。舍装饰美丽，大汗命亲王二人，侍从吾辈。所需皆如愿而偿。不独饮食诸物，供给吾辈，即灯笼所需之纸，皆由公家供给。侍候下人，皆由宫廷派出。其宽待远人之惠，感人深矣。居留汗八里大都，几达四年之久，恩眷无少衰。吾等衣服、馆舍、器具皆赠给上品。来此同事，共有三十二人，总计大汗供给费用，达四千余马克。马黎诺里在元大都居留三年，归国前，大汗设宴欢送，并赐给途中所需费用及良马二百匹，显示出元朝与教廷的亲密关系。(43)

　　从最初不顾艰难险阻前往和林的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到长途跋涉，经过千山万水来到汗八里的蒙高维诺、鄂多立克、马黎诺里，全为方济各会士。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为1209年意大利人方济各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的一个教会组织，会士之间互称小兄弟，故又称“小兄弟会”；主张向社会底层宣讲“清贫福音”，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以托钵乞食为生。这是一个在下层民众有着广泛基础的教派。为什么元朝时期欧洲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几乎全是方济各会士？意大利学者对此作了解释：“方济各会的创始人随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来到异教徒中间的时候，他是带来福音书的第一人，并在1219年试图改变回教国家的君王的信仰，未能成功。于是，方济各会士们带着他们的信仰前往蒙古和中国，同时还有可能领受了某种微妙的外交使命，他们成了执行这一新任务的最佳人选。”(44)不仅如此，受命赴华的方济各会士几乎都来自低阶层的传教士，用马黎诺里的话说：“来者须亦为小级僧人。盖彼方人士，相识者只此级僧人而已。前教皇基罗拉摩(Pope Girolamo)初亦小级僧人。教皇派遣约翰孟德高维奴到东方，宣教多年。阿兰人及鞑靼人仰之如圣人，而孟亦小级僧人。”(45)这一方面可能是下级传教士更具进取和刻苦精神，一方面或许是蒙古族在军事上固然极其强大，但在文化(特别是宗教)方面并无优越之处的缘故。至于基督教的信众，多为阿兰人、突厥人，伯希和认为这可能是基督教随元的灭亡而消失的原因：“这种十三四世纪的东亚基督教，大致可以说不是汉人之基督教，而为阿兰人、突厥人之基督教，或者还有少数真正蒙古人信仰此教，所以在1368年时偕元朝而俱亡。”(46)明末清初以后，天主教东传的主力由耶稣会士承担，所派传教士不乏地位较高者，因其对话、渗透的对象往往是饱学的士大夫和中、高级官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