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美国无需在乌克兰证明实力

冷战伊始，美国的决策者和评论人不断重申美国会在一个地方保卫它的盟友，借此告诉其他地方的盟友，美国的承诺依然具有“公信力”。但一次次，对那个陷入困境的国家是否值得美国花费财力和牺牲人民生命，人们最终都会在心里暗自掂量。

二战的余波之中，乔治·凯南力劝他的上级——杜鲁门政府中的官员去区分哪些国家是可以抵抗苏联进攻的重要砝码，哪些国家不是。但朝鲜战争后，凯南略显局限性的战略即被保尔·尼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取代，文件指出，“若任何处于苏联控制下的地区意欲扩张，即使通过召集其他（任何地方）更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与之对抗，失败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苏联是否对美国本身的利益造成威胁此刻倒显得毫不相关。每个国家都很重要，因为如果美国默许了苏联对其他地区的控制，那就等于失去了各国的信任。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写道：“其结果就是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各种利益都有所增加，它们之间的界限也会变得模糊。”

但真正的灾难还是出现在越南。一般说来，将美国引入战争的人并不认为越南本身有巨大的价值。真正困扰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害怕一旦美国没有遵守承诺，将会在欧洲中部等重要的地区灭盟国士气而长苏联的威风。

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担心，如果美国放弃南越南，会大大削减欧洲领导人的士气，然而英国首相威尔逊，法国总统戴高乐等欧洲领导人却私下请求美国不要让战争再度升级，这点颇具讽刺意味。最终几万名美国人和几百万名越南人死于这场战争，而美国也放弃了越南南部。全世界为之一震。没错，20世纪70年代，共产主义者们的确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胜利。但在其他国家，他们也处于不利地位。在美国决策者最在乎的一块区域——欧洲中心，北约国家团结一致，而苏联于这些国家旁拉下一副横贯亚欧的“铁幕”。

由于美国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公信力重要性的认识，与其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对比变得异常鲜明，所以专家开始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一概念。特德·霍普夫在1994年发表了《周边视角》一书，当时他在密歇根大学工作，他在书中举例验证这样一种现象：从1965到1990年，美国在世界上一个区域势力的衰弱是否影响到苏联在其他方面的政策，最后得出结论：“美国在利益不相关地区和与自身利益密切联系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行动，而苏联没有从中看到相关的逻辑联系，因此在这一时期，苏联在全球战略区域的问题上，仍然对美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在达利尔·普瑞斯2005年发表的《计算公信力》一书中也对同样的假设进行了验证——在某一地区的衰落可能导致在别的地区极具野心——他引用了20世纪的不同案例。最后他也发现：“一个国家的公信力，至少在危机时刻，不是由它过去的行为决定的，而是与自身的力量和利益息息相关。假如一个国家有能力采取相应措施显示其威胁性——而且有兴趣这样做——那么就算该国曾经没落过，那种潜在的威胁力也会产生公信力。可惜的是，那些国家都用发动战争来解决问题，塑造本国的声誉，结果浪费了大量的财力，更糟糕的是，还造成生灵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