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安全，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

　　强化国际合作

　　各国面临的威胁不同，技术发展水平差异也很大，但防范核恐怖主义是全球的共同目标。各国应承担起各自在核安保领域的责任，切实履行现有公约，加强国际间沟通与合作

　　刘宏斌：就核安全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自身的责任，但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已不仅仅是对个别国家的威胁，而是一个全球性威胁。前两届峰会达成了行动计划，也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尤其是在减少高浓铀使用和放射源管理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对于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是很有意义的。此次峰会前，引起普遍关注的日本过量核材料问题，尤其是300多公斤武器级钚能否有效解决，正是峰会在建立国际核安全国际机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展现。

　　开展全球核安全合作是应对当前面临的核恐怖主义的重要举措。在落实核安保的具体措施上，就需要考虑各国的国情和实际承受能力，建立一个适度和有效的核安保机制。各国面临的威胁不同，技术发展水平差异也很大，这就意味着很难建立一个世界各国通用的核安保应对体系。各国应该承担起自己在核安保领域的责任，例如加强国内核材料与放射源管理、及时通报核安保相关事件等。

　　诸旭辉：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通过以下一些方式来实现：一是各国间对于核安保技术的交流。二是核安保领域的教育培训，对各国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而这两点都是即将建成的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将具备的功能。三是加强各国间的联系，尤其是核安全信息的沟通，比如一旦发现有未申报的核材料运输等，立即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等。

　　詹姆斯·刘易斯：各国在核安全合作方面各有己见，但在削减核以及放射恐怖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是化解分歧的必要一步。

　　阿列克谢·费年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主导有关国家在维也纳签署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这是一个开放的在国际核不扩散与核安保领域的重要公约。其宗旨是保护核材料在国际运输中的安全，防止未经政府批准、授权的集团或者个人获取、使用、扩散核材料。上世纪90年代，国际恐怖主义发展呈现新趋势，为完善国际核安保体制，保护核材料和核设施在生产、使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防范核恐怖主义活动，并在全球范围内预防和打击涉及核材料和核设施的犯罪，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99年启动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修订工作，并更名为《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类似的条约与公约还很多，而且已经最大程度地限制了一些非核国家获得核能的行为，只是没有得到切实地履行。

　　詹姆斯·刘易斯：对于核材料，目前国际上并未有一个全面的“法规”或具有法律效应的标准。核安全法律框架将是此次峰会的核心目标，但峰会上可能并不会达成。除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框架之外，各国可以就保护核材料安全开展双边或多边谈判。

　　中国贡献显著

　　作为核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中国不仅在法律框架和组织机构上提升自我核安全能力，而且通过提供先进技术、人员培训等方式，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有关国家提升核安全能力

　　诸旭辉：中国在全球核安全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备受关注的核安保示范中心，主要用于核安保技术示范和对世界各国核安保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由于是中国提供场地和建设资金，可以说中国政府实实在在地为全球核安全作出了贡献。

　　第二，中国已经具备研究堆低浓化技术，有能力也愿意帮助他国进行研究堆低浓化改造。将使用高浓铀的研究堆转化为使用低浓铀的研究堆能减小风险，也是核安全峰会确定的加强国际核安保的重要措施之一。举个具体例子，加纳的微型中子源反应堆是之前由中国提供的研究堆，为加纳核科研提供了帮助。在之前的核安全峰会上，中国承诺愿意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开展研究堆低浓化改造工作，并提出了具体方案。今年3月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准了中国向加纳微型中子源反应堆供应低浓铀的项目和供应协定。中方将派专家赴加纳取回高浓铀，为之替换上所需的低浓铀，运回高浓铀并进行储存。这说明，中国已经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愿意为他国提供这些技术，并且有能力运输和储存核材料。

　　第三，在两次峰会以后，中国对核材料与核设施提高了安保级别，核电站也增加了防冲击的措施。首尔峰会之后，中国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已经开始正式运作，负责建设和运作核安保示范中心。这说明，我国在法律框架和组织机构上都在落实核安全。

　　第四，中国的应用研究成果显著。在首尔公报提到的检测核材料以及追溯核材料来源的核法证学领域，中国目前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研究信息。在核材料检测设备的应用上，中国已经发明出简便的、可检测并发现核材料携带的设备，并在诸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大型活动中应用，我国也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赠送了几套该设备。由此可见，在防止核恐怖主义问题上，中国已经处于实践阶段，而不仅仅是研究与展示成果。

　　另外，从法律层面上看，中国关于核安全的法律法规在国际上也算是比较成熟的。虽然系统的《原子能法》还未出台，但现有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核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完全可以为我国核设施运行、核材料生产、管理和运输等各环节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刘宏斌：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扩散，并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核材料盗窃和非法转让。中国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参与旨在加强国际防扩散和核安保能力的活动，并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和做法，在国内制订了相关法规，建立了相应的监管体系。

　　核安保领域的国际合作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机制，既要保护相关国家在核安保领域的信息安全，又要能够通过合作共享信息，共同提高核安保事件应对能力。作为核安保最佳实践的共享体，核安保示范中心是国际合作的一个有效方式。中美合作建设的核安保示范中心汇集各类先进的与核安保相关的探测设备以及人员训练和培训设施，对于加强设施核安保技术水平，提高从业人员核安保事件应对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也将为亚太地区核安保技术交流和人员培训提供重要支持。

　　在推动核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方面，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工作，支持联合国1540号决议及其机制下的相关工作，在五个核武器国家里率先批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中国先后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与防核扩散相关的所有国际条约，参加了包括 “桑戈委员会”“核供应国集团”等在内的国际防扩散机制。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在国内设立了核不扩散国际合作专项资金，并于2011年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基金捐款，支持相关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有关国家核安全能力建设。

　　中国高度重视核安全问题。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了专业从事核材料管制以及核材料实物保护等技术研究的实验室。2006年建成“国家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保障与核安保联合培训中心”，为奥运会等大型公众活动核安保探测等工作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

　　（本报记者李博雅、张晓东、王骁波采访整理）

　　链接

　　数据显示，世界现存大量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这些材料足以制造出超过十万枚核弹。然而在许多地区，核材料和核技术缺乏有效的保护，这些物资一旦落入恐怖主义分子之手，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全球核安全峰会的举行，就是期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加强各国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

　　首届核安全峰会于2010年4月12日至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主要讨论了核恐怖主义威胁、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领域的作用等问题，并发表了公报和工作计划。47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

　　第二届核安全峰会于2012年3月26日至27日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该峰会是2010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的后续会议，以加强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为主题，回顾2010年华盛顿峰会以来取得的进展，重点讨论加强核安全国家措施和国际合作。53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领导人或代表与会。

　　（王骁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