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海外迷思渐多理性

　　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这样的奇迹让置身其中的中国人难免感觉世界变化太快；而对于许多海外的经济学家来说，却是另一种感慨：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克服了许多看似难以逾越的挑战，时不时让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众专家和学者感到惊叹，也感到困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有此困惑。这位曾时不时对中国经济发出危言预警的美国经济学教授今年初在香港演讲时说，中国成为经济学研究一个如此重要的焦点，而又是一个有难度的研究领域，这让他感到有点儿“恨意”。

　　中国经济“崩溃论”多年来虽然每每落空，却也往往在经济调整转型的节点出现。只是渐渐地，随着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即便是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而仍坚持推进改革的当下，简单的“崩溃论”也日渐式微。

　　从改革进程的风险，到增长数据的变化，再到降息降准……中国经济决策者在风险管控、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经济增速放缓，通过改革推进转型升级也伴随着挑战，但外部观察者越来越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少数国际媒体将中国最近的降准降息与美欧日的“量化宽松”类比，不过总体而言，在绝大多数海外学者和媒体观察中，中国的货币政策并非过度宽松。政经杂志《经济学人》网站文章一语道破两者的关键区别：“中国没有量化宽松的需要”。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姚树洁认为，中国降息是希望通过降低资金成本来刺激经济增长，降息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费。阿根廷经济学家马蒂亚斯·卡鲁加蒂认为，考虑到当前维持低位的通胀水平，中国通过降息维持经济增长可谓是理性的措施。

　　“量化宽松”的类比夸大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幅度，尤其降准，部分是为了对冲外汇占款下降的影响。美欧日等国实施量化宽松，是利率降无可降也无法刺激经济复苏而被迫采取的非常规手段，而中国显然仍有充足的货币政策常规调整空间。

　　下调之后，中国的大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仍高达18.5%。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詹姆斯·劳伦斯森看来，“这一数字不论是以国际标准还是中国过去的记录来看，都是非常高的”。

　　海外学者也注意到，即便在降息的同时，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定向宽松，“避免到处撒钱的做法”，引导资金流向有需求的实体经济部门。

　　尽管面临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但中国决策者仍在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在最近一次降息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宣布扩大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上限至基准利率的150%。海外媒体注意到，现实中很少有银行会一浮到顶，这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由于贷款利率早已完全放开，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已成熟。

　　金融市场化改革有风险，但中国决策者的掌控可谓稳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前院长、新加坡管理大学计量金融学副教授白士泮认为：“中国利率改革的风险一般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债券和影子银行，这些基本还是可控的。”采取让地方政府发债的办法，意味着地方政府仍要承担发债的成本，可促自律。发地方债也有利于丰富债券的种类，促进中国债市的发展。至于影子银行，虽然有一定规模，但仍处于可控的范围。银行业已经向私营企业开放，这会让影子银行慢慢从地下走到阳光中。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决心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在多个自由贸易区试验新的经济管理思路，在政府管治层面则注重简政放权，同时也加强反腐败的努力。

　　克鲁格曼说，研究中国经济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中国需要进行的调整幅度可谓巨大，其中蕴含复杂的风险。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未来还是属于中国的”。

　　在海外专家看来，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仍有充足的宏观政策空间保持经济的稳健和韧性。日本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玮琳说，随着经济体量增加，经济增长率虽然有所降低，但同样可以保障就业。

　　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经济表现一直让我惊异。虽然中国经济毫无疑问面临诸多挑战，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挑战搞垮经济的可能性有多大。”许多国际观察人士一直担心中国的房地产和信贷市场，但奥尼尔在博鳌和一些人交谈后得出结论：这两个问题大概都是可控的。

　　还有反腐败，也会暂时拉低部分需求，影响增速，但却契合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卡鲁加蒂认为，反腐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和经济管理能力，提高行政效率，营造更加有利于市场经济活动的环境，“毫无疑问，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专电）

　　（新华社记者 陈济朋 谢 鹏 参与记者：徐海静 张春晓 周 檬 许 缘 马玉洁 黄继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