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英语读者都不读翻译作品？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9月10日报道，外国文学作品只占英语国家出版量的2%-3%——比例为何如此之低？赫弗齐芭·安德森（Hephzibah Anderson）对此进行了调查。

有的人称之为2%问题，有的人称之为3%问题，这得看你用的是谁的数据了，而且就像大部分数据结果一样，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这无疑暴露了一个问题：英语国家的出版商在翻译外国作品方面表现得不尽人意。

近期，在大西洋两岸的“秋季推介”浪潮中，几乎没几本翻译作品脱颖而出。村上春树的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Colourless Tsukuru Tazaki and His Years of Pilgrimage）在很多地方引发热潮。《出版商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大力热捧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长篇太空史诗《三体》。但即便如此，占据出版旺季的新书大部分还是英语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彼得·凯里（Peter Carey）、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等。

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是体验他人生活的一扇窗，是了解他人、产生共鸣的一道门，而旅游在这方面则显得相形见绌。出版商不进行大量翻译，实际上是断送了阅读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英语国家的译作出版量仅为2%-3%，而法国却有27%。如果连这你都觉得多，那你可能想往下听了，西班牙28%，土耳其40%，斯洛文尼亚更是高达70%。

当然，这些称霸秋季新书榜单的作家除了自身语言精湛，还要一个共同点：非凡的卓越。别忘了，虽然他们都用英语写作，但有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还有爱尔兰和英国的。如果再算上印度的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南非的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JM Coetzee），尼日利亚的奇麻曼达·恩戈奇·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队伍就更庞大了。许多国家都以英语为母语或第二外语，且自身扎根于肥沃的文学土壤中，对伦敦或纽约的出版商来说，选择实在太多了。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去异域淘货，带回翻译这苦差呢？

 “巴别塔”

普希金出版社（Pushkin Press）的出版人亚当·弗洛伊登海姆（Adam Freudenheim）称，虽然英语国家的出版商在发行翻译作品方面比海外同行少也算情有可原，但这比例还是不太正常。自2012年接管普希金出版社以来，他就一直试图改变这一点。不像其他出版商偶尔挑几本译作，想赶赶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千禧年三部曲》和约纳斯·约纳松（Jonas Jonasson）的《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The Hundred-Year-Old Man Who Climbed Out of the Window and Disappeared）的时髦，出自普希金出版社90%的图书标题都保留源语，从阿拉伯语、冰岛语到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不等。

他们的伦敦办公室就是个小小巴别塔，里面的人操着流利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俄语。这意味着弗洛伊登海姆的员工不仅读原版书，还读从日语译入法语，或从匈牙利语译入法语的作品。这对他们的“侦察行动”无疑是一种福利。而弗洛伊登海姆也说了，大部分的出版商没有这种优势。

同样惊人的还有普希金出版社发行的种类之多，既有给8-12岁儿童看的，也有经典读物和当代小说。弗洛伊登海姆觉得，大部分文学编辑甚至是出版商都认为，译入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一本正经的”。原因很明显——只要想想卡尔·奥韦·诺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的六册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My Struggle），或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知道了。如果一个作家是外国人，总会觉得他们的作品要么是获了大奖的，要么是海湾地区的谋杀题材。

只有独立大胆的出版社又开始挖掘外国文学商机。对近期文坛甚为不满的亚马逊于2010年10月在旗下成立了出版社，进行外国作品的翻译和出版。自那以后，亚马逊交叉口（AmazonCrossing）已发行了129本未删节完整译本，译成英语的14中语言中包括巴西葡萄牙语和中文。今夏早期，写了犯罪惊悚片《雨的女孩》（Rain Girl）的奥地利作家——加比·克莱斯琳勒（Gabi Kreslehner）发现自己位居Kindle畅销书排行榜榜首。

正如弗洛伊登海姆说的，读者没觉得翻译作品与英文书籍有什么不同。对此，亚马逊交叉口的出版商萨拉·简·甘特（Sarah Jane Gunter）也表示同意。她说：“顾客喜欢精彩的故事”。

独立精神

在英国，英国独立报的外国小说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说明一下：几年前我担任过评委）在过去的二十个年，大力支持翻译作品，如果说还有那么点抵抗情绪，像《带龙纹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这样的大片和谋杀（The Killing）这样的热门电视剧早就把抵抗情绪驱散得一点不剩了。即便数据结果很糟糕，但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翻译中心（the Translation Center）主任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对英语国家的翻译市场还是持乐观态度。

他说，英语国家的出版商面对那么多的选择，3%的翻译作品出版量已经是相当可观了——比斯洛文尼亚的70%更能说明问题。另外，数据的统计常常忽略了小型独立的出版社，比如达尔基档案出版社（Dalkey Archive ）、公开信出版社（Open Letter）以及想Mage这样专门出版波斯语译作的出版社。还有数不胜数的小型期刊——有出版诗歌、短篇小说和译文节选的文学期刊、地下期刊和地区期刊。Chutzpah，Banipal，Absinthe，光听这名字就够吸引人了。根茨勒说，让人倍感欣慰的还有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情况（比如，在《马萨诸塞州评论》（the Massachusetts Review）清单上，超过30%的图书是翻译作品）和互联网。就举一个例子，《文字无国界》（Words Without Borders）已将80多种语言译成英语，翻译作品高达一千多部。

同时，一些外国作家早就开始用英语写作了。中国的哈金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最新长篇小说《背叛的地图》（A Map of Betrayal）在《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的调查中成了最畅销图书。要是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准备发表小说了，他肯定也是名列榜单。用土耳其语写作的他被谴责是“为翻译而写作”。值得一提的还有村上春树，这位用日语写作的作家深深为美国优秀作家所折服，并亲自翻译了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的一系列作品。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类似的跨文化“授粉”虽说在所难免，但也算激动人心。但我们定要精心保护地方小说所蕴含的多样与纯正。毕竟，要是没有文学作品的翻译，我们英语读者就不会知道与《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谈心是何滋味，格勒戈尔·森武沙(Gregor Samsa) 式的改变又是什么，也无法将自己沉浸在《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别忘了，就连《圣经》也是翻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