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举“反腐”大旗 36名军方高官遭总理解职

　　霍梅尼严禁伊朗研发核生化武器

　　拉菲克杜斯特准备了一份有关他组建的所有这些专门机构的报告，并去与霍梅尼讨论，希望得到他对从事化学和核武器研发的批准。据拉菲克杜斯特说，这位最高领导人与他会面时，只有其子艾哈迈德陪在身边。拉菲克杜斯特回忆道：“当霍梅尼看到报告时，在看到‘化学-生物-核小组’字样时，他的反应是发问道，‘这是什么？’”

　　霍梅尼排除了研发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可能性，认为这与伊斯兰教义不符。

　　拉菲克杜斯特说：“伊玛目（注：指霍梅尼）对我说，与其研发化学或生物武器，我们应该生产保护我们军队的防护用品，如防毒面具和阿托品。”

　　拉菲克杜斯特还对霍梅尼说，该小组“计划生产核武器”。鉴于伊朗核计划的初级状态，这在1984年只会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当时，伊朗核专家对如何提炼浓缩铀一无所知，也不掌握相关技术。尽管如此，霍梅尼还是关闭了该计划的大门。拉菲克杜斯特回忆这位最高领导人当时的说法：“我们不想生产核武器。”

　　相反，霍梅尼指示他“将这些专家派到原子能组织去”，即伊朗的民用核动力组织。据拉菲克杜斯特说，霍梅尼的这一指令断了谋求核武器的念头。

　　化学战问题在1987年6月底出现新转机，当时伊拉克飞机轰炸了伊朗萨尔达什特的四个居民区，据信投放的是芥子气炸弹。萨尔达什特是伊朗库尔德人居住的城市。这是伊朗平民首次成为伊拉克化武的打击目标，并且这些平民毫无防护。在1.2万居民中，有8000人受到影响，数百人丧命。

　　正当民众对会有更多伊朗城市遭化武袭击的担忧情绪迅速加剧时，拉菲克杜斯特开始了一项筹备伊朗实施报复的重大计划。他与国防部合作以构建生产芥子气武器的能力。据2004年5月17日伊朗代表提供给美国的一份文件显示，拉菲克杜斯特管理的两个部门曾设法获得生产芥子气武器的化学先质，并在1987年9月开始生产制造所需化学品——硫芥子气和氮芥。这份文件也指出，伊朗当时并未将这些化学品装填入炮弹、炸弹和火箭中。

　　拉菲克杜斯特希望萨尔达什特事件促使霍梅尼改变看法，但后者不为所动。他对拉菲克杜斯特说：“禁止生产这样的武器。只允许你们生产防护用品。”

　　据拉菲克杜斯特回忆，当时霍梅尼反诘道，“如果我们生产化学武器，我和萨达姆还有什么区别？”

　　霍梅尼的决定宣告了伊朗化武计划的终结。拉菲克杜斯特回忆道：“甚至在萨尔达什特事件发生后，我们也无法实施报复。”那份2004年的文件也证实，两种化学品的生产停止，用来贮存化学品的建筑在1988年被封，生产设备1992年被拆除。

　　霍梅尼还重申了严禁研发核武器的禁令，并对他说：“根本就不要同我谈核武器的问题。”

　　哈梅内伊继续恪守霍梅尼禁令

　　拉菲克杜斯特视霍梅尼禁止使用和生产化学、生物和核武器指令为圣令。这项圣令虽从未落到纸上，也未以书面形式成为正式法规，但仍对整个政府具有法律约束作用。

　　1987年的12月，时任伊朗总理侯赛因·穆萨维在一次讲话中说，伊朗“有能力生产化学武器”，并称为研发这些“进攻性化学武器”成立了“专门部门”。但穆萨维没有说伊朗已实际拥有化武，并暗示伊朗受到宗教考量的制约。

　　穆萨维说：“只有当伊斯兰教允许我们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被迫这样做时，我们才会生产这些武器。”

　　在穆萨维发表讲话几天后，伦敦《独立报》刊出一篇报道谈到了霍梅尼禁止化学武器的圣令。伊朗核问题前谈判代表、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的赛义德·侯赛因·穆撒维安也作证说，霍梅尼的确在与拉菲克杜斯特的会晤中传达了有关禁止化学和核武器的圣令，这就解释了穆萨维发布这番不同凡响声明的原因。

　　1988年2月，萨达姆加紧对伊朗城市发动导弹袭击。他还扬言要给他的导弹配备让成千上万伊朗人恐怖不已的化学武器。结果，德黑兰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居民在当年春天惊恐万状地撤离城市。

　　霍梅尼的圣令使伊朗几乎不可能继续这场战争。1988年7月，霍梅尼决定与伊拉克停火。虽然促使他作出这一他称之为“痛苦决定”的理由有很多，但伊拉克毁灭性武器的使用想必对他产生了影响。在解释自己决定的信函中，霍梅尼说，“鉴于敌人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们缺乏装备来压制它们”，因此他同意停火。

　　霍梅尼根据伊斯兰教义禁止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中包括核武器，这一禁令在哈梅内伊领导下得到延续，但是西方评论员和新闻媒体一致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宣传阴谋，不应认真对待。

　　实际上，西方对哈梅内伊圣令的分析存在问题，不仅是由于其对“教法监护者”在伊朗政治司法体系中的作用缺乏了解，还因为他们对哈梅内伊圣令的来历一无所知。迄今不为人知的关键一点是，哈梅内伊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确实发布了禁止核武器的新圣令，只是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罢了。穆撒维安回忆说看到了放在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那封信，他从1997年到2005年一直担任伊朗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哈梅内伊的那封信从未公开发表，这显然体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伊朗拉夫桑贾尼政府出于战略考量多年来一直不主张发展核武器，因此公开这份圣令在当时显得有点多余。

　　不过，自2012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总统的正式立场一直是对哈梅内伊禁核圣令的存在表示欢迎。奥巴马甚至在2013年9月联大讲话时提到了它。但是看来奥巴马的顾问们显然仍不了解这项圣令真正的重要性：国务卿约翰·克里7月还对记者说：“这项由一位神职人员发布的圣令只是一份意向声明，要使其成为法典，是我们做的事。”

　　但实际上，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作为伊朗最高领导人，他们在该国政治体系中发挥的约束作用和拥有的法律地位无与伦比。

　　即使让伊朗军队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处于劣势，即使革命卫队强烈赞成使用这样的武器，霍梅尼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出的宗教禁令仍能凌驾于所有其他政治或军事考量之上。

　　总之，不了解伊朗禁核圣令真实历史的西方谈判代表将很容易会产生误判，而此举或将意味着付出高昂代价。（编译/郭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