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改200年：教师之过？

中国日报网9月17日电 医疗行业总不乏批评的声音，但少有人会要求取消医生这个职业。教育则不同——正如一本新书所揭示的，关于教育和教师的争议已贯穿整个美国历史。

美国人讨厌教师。

准确来说，这个不是黛娜•戈德斯坦（Dana Goldstein）论文《教师战争》（The Teacher Wars）的论题，但其中讲述美国两百多年教育政策的内容却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教育改革的历史，”她记录道，“是……经验丰富的教育者们遭受连番打压的历史。”19世纪初，改革家卡洛琳•比彻（Caroline Beecher）认为，担负传教使命的年轻妇女应该取代男人的教职，因为他们“无节制……粗俗、严苛、冷酷、懒惰、愚蠢”；她建议这些男人都该被送到磨坊工作。两个世纪之后，戈德斯坦注意到，像“为美国执教”（Teach for America）一类的计划，都被作为一种传教使命而推广——年轻、有着张朝气脸庞的大学毕业生取代懒惰、固执的公会老教师。

戈德斯坦重述了美国在上述两个历史节点发生的事件，不论麦卡锡时代对左翼教师的攻击，还是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之后的记录，都备受后人诟病，让历史蒙羞，尤其后者——为了不让黑人当白人学生的老师，大批黑人教师都遭解雇或被迫转职。正如戈德斯坦指出，布朗诉教育局案未能将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整合在一起——种族隔离废除刚艰难起步，新一番的种族隔离又再继续——黑人教师被挤出教育体系。根据此前经验来看，教育改革与其说是帮助学生，不如说是针对教师。

戈德斯坦认为，美国对教育的讨论总是局限在道德恐慌的框架之中。她表示，每当“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社会群体……将他们当作某个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象征时”，道德恐慌便会产生。接着，政客和学者们便搬出最为极端的例子作为整个群体的象征，使这个群体被集体妖魔化。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反驳（虽然戈德斯坦并没有），道德恐慌不仅只是将群体妖魔化，还有助于塑造群体——它为某个特定身份划界，为其贴上异类标签。上世纪80至90年代，围绕贫困的道德恐慌塑造一个“贪福利母亲”（welfare mother）的形象——不负责任、偶像化的黑人内城妇女，她们毒瘾缠身，生一打孩子只为了伸手向政府拿救助。同样的，还有阿润•昆德那尼（Arun Kundnani）在其新书《穆斯林来了！》（The Muslims Are Coming!）称，在9/11事件之前，穆斯林只是众多被同化的民族的一部分，而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开始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危险的群体，一个亟待研究、控制、监督的问题。监管任务重大，而道德恐慌为此提供了一个身份群体性基础。

这便于解释现行的学校改革，不然在我们眼中其走过的道路就太过神秘难解了。如戈德斯坦所说，还是有不少学校的改革策略成功实施的。比如说“儿童文学倡议”（Children's Literary Initiative）工程为准教师们提供三年的早期阅读训练，如今在芝加哥和费城等地都已收获良好的阅读成绩。不过现在国民的注意力不在如何将此类工程广泛推广，而是试图通过测试判别每个教师在检测学生时产生的“增值”。所谓“增值”，即查看每个老师每年提高学生成绩的方式方法——在某些环境中，这不失为一个有用的诊断工具。然而，增值法错误率不低，而且对某些操纵相当敏感（如应试教育）。就像戈德斯坦说的，“当试卷成绩成了教师和管理人评价自身工作、支付薪资、决定去留的准绳时，绝无理由相信‘增值’法能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有其合法性。”

以检测评价教师吸引来的注意力并非基于对这项研究的合理审视。人们倒可以说，这是建立在道德恐慌的逻辑上，塑造出教师的身份形象。如果“贪福利母亲”是贫困的原因，那就加强对她们的限制以解决贫困。如果教师是教育问题的结症所在，那就对教师实行更强有力的掌控和更持续的评价来解决问题。

把“贪福利母亲”和教师相提并论似乎有些过分。毕竟教师不是一直深受赞美和爱戴的吗？他们（像卡洛琳•比彻和“为美国执教”一类）不是被视为将孩子从贫困带向卓越的救世主般的人物吗？没错……但是坏教师已在误人子弟，好教师必须扫清行业败类——这便是好/坏教师二元对立的基础。从比彻到现在，教育梦似乎就是，只要学校可以将专业教师都清理出去，让天使取而代之，那么教育的太平盛世就可到来。

戈德斯坦说，自从教育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头年入行的新教师不够优秀后，这个教育梦就变得极为危险了。戈德斯坦在书上提到一个学习曲线，“这条曲线走向比较陡”。如果我们想要提高教学质量，减少反复是最快捷的方法之一；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或许是学校最宝贵的资源。所以戈德斯坦书末尾的许多建议都着力使教学成为一项富有魅力的长期工作。其中包括提高教师薪资，但这也意味着老教师要承担更多责任——教导学生、发展课程、与同事协力发展和评测项目等。教师被当作值得仰赖的专家，而不是需要监管的嫌犯。

这不是说所有教师都是好的，当然有不良教师存在。戈德斯坦建议调整公会制度，便于剔除不合格的教师。但是坏教师的存在不能为200多年的道德恐慌证明什么。正如也存在蹩脚的会计师，但我们不会为了解决国家经济萧条而把“会计师”定义为需要监管的身份形象。也存在庸医，但即使医疗事故频发，“取消医生”之类的建议也不会出现在医疗改革的议题当中。我们的教育体系有诸多问题，但是我们用“教师战争”等词汇来给这些问题下定义，并试图以讨伐教师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