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平衡贫富差距，东西方都需改革

　　中间阶层对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起重要作用

　　环球时报：那么您认为市场的自由配置会扩大贫富差距吗？对贫富差距的制约是否只能依赖国家？西方国家是否可能真正做到减少贫富差距？

　　皮凯蒂：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完全的市场自由配置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能做到将市场高效率与良好的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投资相结合。而且，要有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也需要我们在教育、医疗以及对各社会公共基础结构进行投资。后者甚至是前者的一个保证与必要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国民生产总值10%水平的社会分摊金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的。

　　此外，要注意到公共投资的不平等也会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美国尤甚。如美国有很好的名牌大学——哈佛等常青藤大学，但如果仔细看一下，另外一般学校乃至更多美国人的教育水准却很差。美国的医疗投资也是如此，贫富人群的差距极大。从长远看这对经济发展不利。只有让大多数人得到良好的教育与医疗保障，才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这对于美国尤其重要，但对于欧洲、中国来说也必须充分重视这一问题。

　　我从书中资料得出的另一个结论就是——高额累进税是减少贫富差距的一个有效措施。事实上，有点差距有益于刺激经济发展，但太大的差距就会产生社会问题。从历史来看，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贫富差距过于巨大，这样的差距是没有社会与经济的必要性，只会引起社会危机。这一差距由于战争、经济危机以及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与高额累进税而有所减少。减少极小部分人的巨额财富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由于刺激中产阶级的上升导致了战后的经济繁荣。

　　因此，高度集中的财富必须通过社会与法律途径来重新分配，继承财富的子女们也未必个个是出色能干的人。国家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在这一方面进行协调干预，同时也需要对整个社会福利机制进行简化与现代化。法国特别需要这样的改革。

　　环球时报：那么您对贫富差距大小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皮凯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不同社会阶层在总体财富中所占的比例。我将社会阶层分为：10%最富的+40%中间阶层+50%最穷的阶层。我从统计角度还具体在富人阶层中分出1%或0.1%最富有的人群。在历史上，我们注意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有欧洲国家的财富集中在10%的富人手上，他们拥有财富总量的90%，其他40%与50%的两个阶层各自拥有5%。也就是说事实上没有中间阶层、中产阶级。这是传统社会的模式，或者说是古典模式。19世纪的中国可能也是这样的情景。而在今天形势已有很大不同：10%的富有阶层拥有60%(欧洲)到70%(美国)的财富，40%的中间阶层拥有20%－30%的财富，50%的贫穷阶层拥有不到10%的财富。这一中间阶层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未来趋势如何？我们注意到最近10年来中间阶层拥有的财富量在下降，美国更厉害：他们拥有的财富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从30%下降到20%。这就需要进行思考，如何对财富分配进行干预，如何减少贫富差距。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财富阶层的收入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正当回报，高额收入是应该的。对此，您怎么看？

　　皮凯蒂：正如我所说的，贫富差距可以有，但不宜过大。高额收入应看高多少，过高不仅不必要，还会阻碍经济发展。前面提到美国的例子就是说明。

　　建议中国建立完整透明的累进税制度与财产税制度

　　环球时报：您11月上旬将到中国推广《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在中国，近年许多人认为贫富差距在扩大，中国政府新一轮改革也将针对这一现象。对此，您有何建议？

　　皮凯蒂：中国是我非常重视的国家，我很乐意看到中文版在中国发行。我2003年首次到中国参加会议，随后在2011年、2013年均到访过中国。我也很关心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我认为，面对强劲的经济发展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中国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透明的累进税制度与财产税制度，这样有助于保持良好的社会投资，建立完善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基础结构，保证经济在良好基础上的快速增长，同时减少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

　　建立透明税务制度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让执政者清楚看到社会财富在各阶层的占有比例与变化趋势，有助于制定相应的有效政策。对我的研究工作而言，中国统计资料不完整、不可靠，透明度也很不足，使人们很难看清楚今天中国的财富具体占有状况。而建立完整、透明的财产税、收入累进税的体制，就可以清楚分析贫富差距的状况。中国社会需要看清自己、了解自己。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中国的改革和反腐？

　　皮凯蒂：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要学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对社会与经济没有好处;也要避免美国化，让市场决定一切、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中国公共权力很有效率，打击腐败是有用的，但不应仅依赖这一点，还应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社会投资、保证财富的公平分配、减少贫富差距，同时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