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如何实现转圜

10月15日，安倍晋三在日本第185届临时国会上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二份施政演说。用日本媒体的话来说，这篇5500字的演说透露出一股傲气。的确，在安倍复出后的头10个月里，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回升，今年第一、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和3.8%，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也一直保持在60%左右，打破了前几任内阁“高开低走”的局面。而且，他也是自民党历史上第一个在半年内接连赢得两场国政选举的总裁。

正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最近撰文所指出的，安倍内阁最大的软肋是外交。虽然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后10个月里访问了23个国家，出席了110次国际会议，其频繁程度超过了历任首相。但日本与亚洲主要邻国的关系持续紧张。特别是中日关系在安倍第二任内不仅没有能转寒为暖，反而跌入了“严冬”时代。

人们注意到，安倍上任后一再声称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主张双方共同努力，跨越障碍。然而，就在作出对话姿态的同时，安倍却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肆意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这不能不让人们对这位“日本丸”的掌舵人是否言而有信产生严重怀疑。

事实上，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比其前任还要强硬，甚至威胁要对中国正常巡逻的公务机动武，扬言要向钓鱼岛派常驻人员；安倍声称要捍卫向“英灵”表达崇敬之意的自由，他的阁僚便公然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安倍还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以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表示不能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凡此种种，都是违背日本的国际承诺以及与中日两国老一辈政治家间的默契和共识的出格行为。

众所周知，大国间构筑战略互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从彼此间的承诺及有关行为规范的默契出发，并由合作共赢的利益链条加以巩固和发展。它是双方合作的前提，并由合作的成功得到强化，但同时也会因为一方的单边行动导致信任强度下降的逆向变化。

中日关系要实现转圜，最重要的是必须重构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对日本政要来说，一定要开诚布公，言行一致，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要有真心诚意，坦荡磊落，不要玩弄权术，瞒天过海。眼下，有三大关键要把握好：

首先，是要忠实地坚持两国领导人间的政治承诺。1972年9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即将落幕之际，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曾经分别以“言必信，行必果”、“信为万事之本”相互勉励。足见两国老一辈政治家非常重视彼此间的诚信问题。这些年来中日关系跌宕起伏、潮起潮落，几乎都与两国是否忠实地履行彼此间的政治承诺和共识有关。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陷入低潮的症结所在。而这恰恰是中日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曾经约定过的、要将这一问题暂时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的默契。只有回到这一原点上来，两国关系才能有转圜的可能。

其次，是要坚持中日间的四个政治文件。这就是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与领导人口头的承诺相比，这四个政治文件的法律地位更高，约束力更强。其中，有关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长期和平友好是两国唯一选择”、“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等等的规定，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两国政治智慧的结晶，是两国处理彼此间的各种摩擦和对立的基本原则。中日关系要实现转圜，四个政治文件是唯一的基础。

第三，中日关系转圜离不开广大国民的监督与参与。“国之交在民相亲”。中日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已由1972年的不到1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00万人次。中国各省市与日本各地方自治体间缔结的“友好城市”共有250对，分别占中国对外结好城市的首位和日本对外结好城市的第二位。这是两国重构战略互信的社会基础。越是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强“草根层”的交流，这对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遏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吴寄南 编辑：党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