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职位的人选，中央绝对不可能绕过袁，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内部物色。段芝贵如果转弯抹角地勾连载振，不仅绕的圈子太远，而且等于是拿载振压袁世凯，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够资格的同僚，这是官场上的大忌，段芝贵应不至于愚蠢至此，袁世凯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
抢位子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
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赵启霖一人发起了弹劾，其实幕后有极深的背景。
当时，3个最为著名的御史，结成了一个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时人号称“三菱公司”。《国闻备乘》记载：“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目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呼三御史为‘三菱公司’。”
这些御史们，统归于“清流”，而“清流”的领军人物，是57岁的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协办大学士瞿鸿禨。瞿鸿禨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庆亲王奕劻，两人明枪暗箭，争斗得相当激烈。而时年46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是瞿鸿的枪杆子，与庆亲王的枪杆子袁世凯旗鼓相当。
当时的朝中，除了这两股所谓的“清流”“浊流”激荡得比较汹涌之外，还有一股以高干子弟们为主的亲贵派，及以老干部们为主的骑墙派。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而谁能掌握这场政改的主导权，成为权争的焦点。
作为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袁世凯以改革实践派著称，多年来他也积极推动政改，甚至说：“官可不做, 宪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宪声，即是吴樾！吴樾者，即汽车中放炸药刺端午桥（端方）之人，即是革命党！”（吴樾事迹，参阅2012年5月7日本报雪珥专栏《被狙击的政改》）
而岑春煊也没有闲着，既然务实比不过袁世凯，就从务虚开始，从广州直接插手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 由其心腹郑孝胥出任会长，张謇、汤寿潜出任副会长，搜罗江苏、浙江、福建的官绅270余人，定时集会，颇具政党的雏形。
争夺改革主导权，关键还是在于争夺行政资源。作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锋的焦点。
在这场交锋中，奕劻、袁世凯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吁要效仿列强，建立“责任内阁制”，以内阁取代军机处（有关军机处的设立，请参阅本报2012年10月29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凯其实也有不可对人言的小九九：他并非军机大臣，对中枢的影响有限，而推行责任内阁，与他交好的庆亲王奕劻必能出任总理大臣，则其政治空间将大大扩展。
而瞿鸿禨则因现实处境的关系，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坚决捍卫旧有的军机处制度。他对袁世凯的势力日益侵入中枢深为不满，试图通过巩固军机处，解决“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的局面。岑春煊则派遣亲信同乡于式枚，携带专门的密电码进京，建立了瞿、岑之间跨越京穗的热线，互相呼应。
双方角力的结果，瞿鸿禨大胜。袁世凯提出的责任内阁制被最高核心否决，军机处继续保留，但除了奕劻、瞿鸿禨两人外，其余军机大臣，如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等4人，均调离中枢，另补入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世续是满人，与庆亲王交好，而林则是瞿鸿禨所推荐。袁世凯还被迫向新设的陆军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个师（“镇”）的兵权，仅仅保留了第二、四两镇。
刚从英国公使任上回国的汪大燮，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评价说：“至去年(1906)改官制，袁实欲与瞿同为副总理。其不成者，实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陆军部已立，而撤北洋两镇以归部，遂为不解之仇。”
第二回合争夺，在于地方督抚的布局。这一回合，北洋派收获颇丰：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由袁世凯的亲家周馥接任，同时，在新设立的东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胜，囊括了总督、巡抚的所有职位。
岑春煊接到调任云贵的电令，走到上海，称病不行，中枢无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总督。这回，岑春煊倒是动身了，但从水路到达汉口后，就报告中央，希望能“顺道”觐见太后，而且不等回复，就登上了京汉铁路专车直接北上。
到车站迎接岑春煊的，就是瞿鸿禨的小同乡、御史赵启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