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带一路”不仅成为中国的关键词，也是国际社会的一抹亮色。“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全线核心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欧盟国家等，它们对“一带一路”建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国家。第二，区域内核心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南亚的印度，南欧的土耳其，东北亚的日韩，中东的沙特、伊朗、以色列等，它们的态度往往对区域内国家有深刻的影响力。第三，沿线的其他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上述国家对“一带一路”多持支持态度，它们非常看重中国的投资能力和消费市场。
“一带一路”是对传统理念的超越
在国内，中华民族长期存在“中原中心主义”，即在中国版图上始终有“文明&野蛮”、“内正统&外蛮夷”的严格区分，而“后者需要被教化”，这一范式会周期性地约束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顽固地存在“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倾向，以及保守主义的本地化倾向”。
在国外，国际社会长期存在“中心-边缘秩序”，这一秩序在国际政治上的特点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典型欧洲范式”的主权国家框架去规范世界不同的政治主体；这一秩序在全球经济上的特点是：以全球化为核心、以“资本主义范式”的“中心-边缘”框架去约束世界不同经济体，其内在逻辑是“中心侵蚀边缘”、“边缘依附中心”。
12月3日，在泰国曼谷，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晓涛（前排左二）与泰国交通部部长阿空·丁披他耶拜实（前排右二）共同签署框架文件。中国与泰国政府3日签署铁路合作框架文件，为中泰铁路合作项目早日落地打下了坚实基础。根据这份文件，双方将以设计、采购、施工方式实施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并成立合资公司负责投资及铁路运营，中方将向泰方提供技术许可、技术转让、人员培训和融资等方面支持。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 摄）
“一带一路”是对上述传统理念的一种超越，路、带、廊、桥等“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的中国式话语开始崛起，代表着平等、包容，代表着国际社会的“非极化”发展倾向。“互联互通”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中国式文化与哲学思想开始备受瞩目。
“一带一路”是中国话语权的提升
话语权提升的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议程设置”能力的增强。所谓“议程设置”就是“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能决定大家一段时间集中讨论什么”。2010年，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历史规律往往是“老大拉着老三，收拾老二”。由此，2011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也开始蠢蠢欲动，向中国施压。其结果是，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问题与南海、东海等海疆问题几乎同时升温。这一时期，美国主导了亚太话语，核心词汇（高频词汇）包括中国威胁、军购、军售、军演以及军事冲突等“冰词”。2013年9月之后，“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伴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一系列组合拳的使用，使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开始热议互联互通、经贸合作、金融支持、人心相通等“暖词”。在短期内，中国依然不能确定周边国家以及西方世界能否从内心接受“一带一路”理念，但这一理念显然已经成为各方的话语焦点，有很多人开始谈论甚至慢慢喜欢上了这一中国词汇。“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是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
11月9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丝路基金副总经理王丹（中）在论坛的分组讨论中发言。当日，中欧投资与互联互通研讨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与会者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同欧洲投资计划对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欧互联互通、数字经济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新华社记者 周磊 摄）
相关大国近年来纷纷提出了类似的战略构想，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1997）、俄印等国的“北南走廊计划”（2002）、欧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2009）、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2011）等，但都没有像中国的“一带一路”更引人关注、更受人期待。今天，可以从多侧面感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重视什么、关注什么，这一地区、这一事物就会立即成为国际社会的兴奋点——中国决定世界聚光灯的焦点。例如，非洲大陆在冷战后曾长期被西方国家冷落，当中国进入非洲时，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非洲，并纷纷加强同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博弈，当然直接受益的是非洲各国。此外，从中国和日本在印尼高铁项目上的博弈可以看出，我们的优势在于价格和效率，而日本的优势在于安全性。结果是，中国会在保证价格的同时提高安全性，日本会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同时控制价格。当然，直接受益的是印尼，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和日本都是受益者。
“一带一路”是具有鲜明中国理念标识的全球公共产品，致力于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贡献度。大国提供公共物品，不仅在于大国能够获得经济收益，也在于大国需要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尊重，而后者对大国身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以实际行动改变“崛起大国必将挑战现存霸权”的国际关系霸权兴衰逻辑，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加强思想文化领域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国际对话，倡导相互尊重、开放兼容的文明观，以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的崛起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原创性贡献。
“一带一路”落地的政策建议
201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之年，2014年是规划之年，2015年是落地之年。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11月2日，在阿联酋迪拜，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常华（左）与阿联酋经济部次长阿卜杜拉·萨利赫共同参观“丝路新颜”图片展。 阿卜杜拉·萨利赫2日在迪拜表示，阿联酋凭借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战略位置、优越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愿意与中方一道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早日取得更多成果，实现互利共赢。（新华社记者 李震 摄）
第一，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应该更为清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应该尝试自信地展示中国的利益诉求和困惑。
第二，“一带一路”应该是一条务实合作的经济走廊。这条经济走廊应让中亚和中东等地区的能源资源、欧洲和东北亚等地区的技术以及中国的资金和产业在丝路沿线聚合，从而带动沿线以及整个亚欧经济的发展，再次使这一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
第三，应扩大中国在中亚、东南亚等核心地区的文化影响力。首先，要重视“一带一路”的语言文化战略，语言通、文化通对于民心相通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有大批既懂得通用语言、也精通当地民族语言的专业人才。其次，要创新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形式，要让一大批文化产业等轻资产项目走向沿线。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要推进“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促结合。丝绸之路的关键是建立起四通八达的基础设施网络，铁路、高速公路、空路、网络的建设联通关乎整个丝路经济带能否正常运转。中国要推进“硬联通”与“软联通”的有效结合，致力于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话语权。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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