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对于中日韩三边关系而言，是一个从过去的僵化、对峙和重重矛盾，而逐步走向缓和、关系有所改善、稳步向前的一年。实际上，这其中的矛盾和对立，也主要体现在中日、韩日两组双边关系方面，中韩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到历史上的最好状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是中韩同日本关系的改善。
这种关系改善，还要从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说起。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作为东道主，会见了前来参加会议的安倍首相，改变了中日两国高层往来断绝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韩两国关系的改善。韩国内部出现了要求朴谨惠政府改变对日政策，避免遭受孤立的呼吁。其实，这是对东北亚形势的某种误读，在东北亚地区，即使韩国不改变对日政策，遭受孤立的也不是韩国，而只能是日本。因为无论在历史问题上，还是领土问题上，中韩两国都是受害者，它们有共同的经历和感受，因此相互同情和支持，在政治、经济上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不太可能出现韩国遭受孤立的情况。反而是日本既长期处于孤立，又不断寻找好机会，挑起事端，以便摆脱孤立，实现外交突围的窘态。
但是，安倍政权并不介意长期遭受孤立的状态，在已经十分孤立，与包括中国、韩国、朝鲜、俄罗斯任何一个邻国都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积极主动、甚至带有某种进攻色彩的外交战略，到处活动，到处企图拉帮结派，以批评中国为主要外交活动内容之一，以孤立和遏制中国、建成一个反对中国的国际联盟为主要目标，曾经热衷搞过价值观联盟、海洋国家联盟、民主国家联盟等名目繁多的战略围堵。但最后发现，中日经贸额明显下挫，已经严重地危害到了安倍经济学的效果，甚至导致日本经济有再次陷入大规模衰退的可能性。但毕竟安倍政府并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安倍通过启动武器和军火的出口，一方面来弥补在中国市场遭受的损失，一方面赢得大资本和工商业界的支持，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拉拢一些和中国有矛盾，又需要日本巡逻舰的国家靠近日本。所以，安倍尽管比较孤立，但手里还有很多牌可打。同时，安倍也并不想坏事做绝，在既得利益绝不做出实质让步的前提下，愿意改善同中韩两国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长期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外交和国际政治战略。
2015年10月3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尔青瓦台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谈。（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韩国在安全和军事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日本尽管属于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但在韩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日趋下降。因此，韩国为了追求正义和民族情感的伸张并不惧怕同日本长期抗衡下去。但是，由于美国为了推行东亚再平衡战略，一直推动日韩两国改善关系，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形成准军事同盟或军事同盟的政治与安全关系。韩国也不便于同日本激化矛盾。尤其是在中国努力改善对日关系的情况下，韩国也愿意和中国采取相似步调，改善对日关系。再加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2012年曾由中国主持，在轮到韩国主持的情况下，中日之间却发生了“购岛”危机，韩国完全无法推进三国首脑会议的正常启动，这使韩国也觉得一个烫手的山芋攥在自己的手里而无法摆脱，十分被动。而习安会的实现，为韩国发挥地区协调国的作用带来了契机。2015年3月，韩国政府协调中日韩三国外长在首尔举行会谈，重启中断三年之久的三国外长协作与对话机制，并为三国政府首脑会谈预做准备。从此以后，中日两国的部级沟通和联络机制也全面恢复。
2015年10月，中日韩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三国约定谋求本地区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推动高水平的中日韩地区贸易协定早日达成，努力管控朝鲜半岛局势，并定期举行三国政府的首脑会议。尽管在众所期盼的三国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是，三方政府首脑能够走到一起，平心静气地交流彼此的关切，并对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恢复一年一度举行的三国政府首脑谈判，这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改善的象征，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种交流和会谈，也意味着三方相互之间摸清了对方的政策底线，即在敏感与核心的矛盾问题上，采取了实质性的搁置政策。中日之间、日韩之间几乎都不涉及在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领土问题。但是，在历史问题上，韩国方面强力要求安倍政府承认强征慰安妇的存在，并进行赔偿，而日方则继续维持僵化的政策，拒不承认，拒不赔偿，而只是表示可以给予少量的补贴，即在撇清本国政府没有任何责任的前提下，进行所谓的“支援”，而这又是韩国政府和受害慰安妇及其家属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有可能长期纠结下去。而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安倍政府十分清楚中国不允许日本政府的要员包括首相、官房长官、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不能对历史教科书关于侵略战争的内容进行肆意歪曲。安倍政府深知中方的政策底线，在安倍2013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以后，没有再续行这样的政策。今后，如果安倍政府不是要刻意向中国政府挑衅的话，应该不会轻易越过类似的底线。这就意味着在中日韩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可以长期搁置，而不要再因为短时期内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没有必要地去激化矛盾、制造事端，并造成双边与地区局势的恶化。日本政府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这种教训以后也正变得越来越聪明。
2015年11月1日，第六次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会议。（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尽管在2015年中日韩三边关系已经明显好转，但我们也深知，中日韩三边关系并不完全取决于三国，而域外大国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影响就极其明显。这些年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长期延宕，主要是美国作为背后的反对力量发挥了无形之手的作用。同时，日本也对美国的用意心领神会，而忽略了自身在地区更紧密合作中可能获得更大利益、带来更多实惠的前景，抱着一种宁愿自己受损失、也不愿意因为紧密合作让你获得利益的心态来应对三国的地区合作。当然，日本自身有自己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当中，日本要求加上环境标准、劳工标准、服务业开放标准等要求，日本强调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就是这样的涵义。日本俨然已经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所提出的要求和美国极其相似。
在这些方面，中国也不要固执于过去的政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中国也要本着与时俱进的态度，长期改善并包容自身过去的弱势领域，逐渐向地区和世界的高标准看齐。因为保护知识产权、改善环境、提高劳工的工资标准和福利保障，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也有利益，有利于增加中国发展的后劲，提升中国公司研发和创新的积极性，便于深入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扩大内需市场。关键我们所担心的日本高标准可能仅仅是虚晃一枪，作为延宕签署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借口，而实质上日本是不是愿意签署三国自由贸易区协定，还需要日本从内心深处改变心态，即要当一个地区建设和发展真心实意的推动者，而不是作为域外大国的代理人，怀着准备看地区国家出笑话的心态，冷眼旁观地区的合作事务。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