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来自云南边防总队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爱国在鲁甸县龙头山镇的安置点为群众进行心理辅导。云南鲁甸地震发生后，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到地震灾区，为群众进行心理咨询和辅导，帮助他们逐渐摆脱灾难带来的阴影，面对新生活。（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 摄）
中国日报网9月5日电（远达）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正在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他们能够协助求助者解决各类心理问题，助人排解痛苦、焦虑和不安等各种不良情绪。有外媒称，如今的中国人对“谈心疗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在去年还出台了首部精神卫生法，引进了心理治疗执业机制。
英国《卫报》Tania Branigan9月3日报道称，医学院学生张寅（音）的大一生涯，在难捱的孤独中度过。他出身穷乡僻壤，跟城里那些同龄人没什么共同语言。他交不到朋友，没人会听他诉说。他能做的只有学习。
张寅并未对其他同学产生嫉妒怨恨，他认为问题出在自己的心理上。深深的孤立感让他备受煎熬，最终他向一个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
一开始，张寅只是为了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后来却变成了他的职业：他对压力和抑郁进行研究，希望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24岁的他说：“我想知道别人是怎样排解痛苦、焦虑和不安情绪的。”
中国人开始寻求物质需求以外的意义，张寅对“谈心疗法”的热衷正反映了人们对心理学兴趣的上升。
黄玄英（音）是一位学者，从2007年开始研究心理学在中国的兴起。他表示，“中国人长期以来都在渴求和寻找着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热’横扫中国。心理学契合了这种非物质的寻找”。
还有人称，中国现代历史留下的创伤在提高物质水平的同时，却也造成人们认同感缺失、家庭离散，加剧了人们的饥渴。
上海同济大学赵旭东称，中国现在只有2万名心理医生。而来自其他国家的证据显示，中国还需要10万名专家才能满足未来的需求。
中国在国家劳工管理部门注册的心理咨询师有40万人，但很多专业人士认为，心理咨询师执业资格的取得过于简单。
不过，公众的兴趣已经开始得到官方认可：在耗时27年之后，中国在去年出台了首部精神卫生法。该法承认心理治疗的作用，并引进了相关执业机制。
心理治疗执业者称，患者常常反馈自己遭受胃痛、失眠等症状，期待获得药物治疗——哪怕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问题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
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比年长者更能接受心理治疗。张寅说，他的病人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心理治疗。
不过另一位学生称，已经有年长的亲属开始找他咨询。李子勋等知名心理专家出现在电视节目《心理访谈》中，并撰写相关主题专栏文章。心理干预在灾后已经获得普及应用。
更大范围的文化变革也促进了心理学发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黄玄英表示，如今这一代人，很多人羞于对父母说“我爱你”，要让他们的父母对他们说这句话更不可能，但这一代人对自己的子女说爱却很寻常。
今年夏天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心理治疗联盟（IFP）会议上，中国与会者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从双心治疗模式、精神疗法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儿童患者治疗中标准化评定量表的应用均有涉及。
黄玄英称，很多人受过培训，但并未达到专业程度，或是在开始后就放弃了这一工作。公共机构的咨询费用很低——大概是每小时70元——但私人咨询的收费可能是这一数字的10倍，稳定的客户群很难建立。
有时候这些问题只是反映了文化上的差异，如对西方执业形式的不理解：“他们想不通，为什么非得每周的固定时刻来咨询——‘如果我喜欢你，为什么不能一起出去吃个晚饭？’”
本次上海会议中，与会者发现西方心理治疗执业与中国传统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矛盾。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寻求的是加强自我认知，而东方文化则是要跳出自身限制；欧洲与美国人在考虑事情时注重个体，而中国人则会将个人置于集体环境下讨论。
北京大学副教授钟杰表示：“和谐是首要的：个人次之。”他提到一个案例称，有个病人因为发现接受治疗会导致她与丈夫起冲突而中途放弃。
其他人则意外地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与心理治疗颇有契合之处。
包天奎采取集体疗法，这是由于心理咨询师不足而做出的实用应对方案。但中国文化极度强调情感隐私，这种做法看起来非常不合时宜。
他表示，中国的参与者最初有着非常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但是一旦开始敞开心扉，他们实际上更愿意讨论自身的问题并亲近治疗群体。
特蕾莎·袁（Teresa Yuan）是一个阿根廷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访问中国提供心理学培训。她说：“中国思想和心理分析——我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碰撞……也许中国的思想能为心理分析带来新的起点。”
（编辑：周凤梅）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8月12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全球每年有约20%的年轻人遇到心理健康问题，从儿童向成人转变时期患心理疾病的风险更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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