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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谷:中国崛起的关键是“制度适宜”

 

李若谷:中国崛起的关键是“制度适宜”
资料图:中国南车在非盟会议中心举办了中国铁路航空展

“制度适宜”还须与时俱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体会,就是不能按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发展。不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领域要不断创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理念、理论,也要通过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有所创新。

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大力倡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的农村、农业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还发展成了知名的大企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乡镇企业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污染,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开始强制性地关闭“五小”企业。不能因为治理污染而否定当初发展乡镇企业,也不能因为它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就不治理它们引起的污染问题。

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实行与西方不同的制度,走的是与西方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文明冲突”使得中国的发展必然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疑虑乃至“遏制”。中国的军事装备与实力无法与西方大国相比,但却时常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对世界的“威胁”;中国人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歪曲报道,要求抵制外国产品,被西方认为是“丑陋的民族主义”;而当欧美国家抗议中国“偷走”他们的工作,要求抵制中国产品,甚至用夸大事实的手段抹黑“中国制造”时,这些却都成了正确的“爱国主义”。这背后潜藏的是西方文明至上的思想意识。

中国发展需要通过公平买卖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源,却被一些人称为“新殖民主义”;而西方在非洲掠夺了400年,从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却鲜有西方媒体进行批评。中国有几十种矿产资源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要加大科研力度,发展替代产品,开发节约能源、资源的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以期获得双赢。

面对恶劣的发展环境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巨大压力,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容地迎接挑战。我们必须在西方的政治、舆论压力下,在资源的压力下,在环境的压力下思考如何既使自己得到发展,也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既可以高速发展,又可以实现绿色发展。

为此,中国不得不提前承担一些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我们要逞强,也不是我们多管闲事。欧美国家为我们的发展制造了许多困难,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只能自己克服这些困难,为此我们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只有他们发展了,我们才能与他们共同发展。

中国无意推销所谓“北京共识”,我们也不认为中国的经验和模式可以不加修改地被照抄、照搬。同时,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因为这种制度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将来也可能修改它,使之能够适应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的需要。

制度适宜并不是说只要制度合适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再适宜的制度,还要有适宜的人去实施、发展这些制度。适宜的制度本身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也必须由人来实施。没有合适的人,就无法制定出适宜的制度;即使制定出来,也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适宜制度的创造者和执行者,这是中国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站在30多年高速发展的新起点上,历史为今天中国打开的大门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去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15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编辑:柳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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