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适宜”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来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认真学习、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但并没有照抄、照搬他人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思想解放，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说，不能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能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制度、做法都应该摒弃。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被“逼”出来的。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停滞，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因此，中国首先推行了“包产到户”的农业改革，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历19 年的实践后，“包产到户”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得益于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认识。邓小平曾把判断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的标准，形象地归纳为“三个有利于”，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改变。这也是我们提出“制度适宜”这一理论的基础。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不仅因为中国曾经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至80%，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13亿人口，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始终是中国执政者的首要问题。农业的稳定、粮食产量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前提。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就解决了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也就为其他各项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恐怕是个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在城市改革中主要采取了双轨制，即国有企业逐步进行改革的同时，放开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价格也采取了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双轨制；金融领域实行了外汇券制度，引进了外资银行，实际上也是货币和银行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的好处是可以不破坏经济的既有格局，使得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涉及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变革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因为双轨制保护了既得利益，同时允许新的参与者出现，逐步扩大非国有部门、非计划价格的产品在经济中的份额，一步一步地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的运行。当然，双轨制的实施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但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局相比，应该是次要问题，也是可以在改革中不断解决的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发展资金，经济的原始积累无法完成。中国利用政府对金融的绝对控制，加快了资本积累。1978年时，全国的银行储蓄不过20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132亿元，外资也很少。要想完成大规模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1979- 1987年我国恢复了农业、中国、工商、建设、交通银行，成立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我们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776480 亿元，初步建成了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服务体系。当然，这种方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约4.5万亿的不良资产以及几次较高的通货膨胀（但没有一次高于25%)。不过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比，这仍然只是次要的、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利用好本国的金融体系，可以使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容易。反之则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其中关键是政府要保证绝大部分投资是有效的。
在改革进程中，政府的主导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以坚定的决心持续推进改革、引导改革的总体方向、制定改革方案并有效控制改革进程。
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又在此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分不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有了对这些关键问题和主导思想的正确把握，中国的改革才没有演变为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
与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简单做法不同，中国的改革不会是以私有化为中心的颠覆式休克疗法，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对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进行调整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决策者从来没有把某一种模式作为一个终极理想去追求，而是坚持从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出发推进制度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公有制占主体与推行市场经济并行不悖地统一起来，同时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保持警惕，正确实现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
中国的方式一度不被外界看好，但事实证明，计划和市场不一定位于峡谷的两端，也不一定需要一步跨过。中国改革与其他国家改革的最大区别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转轨国家）的改革都是把市场化、私有化作为目的，认为只要实行了市场化和私有化，经济就会发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把市场化、私有化（也就是产权改革）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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