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适宜”可解释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失灵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外力的干预下，纷纷模仿西方的制度，走上了所谓“民主”道路，并按“华盛顿共识”开始了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但20多年的实践，不仅没有使亚非国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反而使它们陷入内乱不断、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大倒退的泥潭。
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发展道路在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宣告了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失败使发展中国家觉醒，纷纷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了它们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它们也表达了希望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愿望。
拉丁美洲国家比较早地推翻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但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拉美国家自由资本主义的倾向比较浓厚，比较推崇市场的作用，自我积累水平低（储蓄率低），经济对外资依赖度高，债务负担比较重，发展水平长期徘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改革模式，使该地区频频出现经济危机。
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强调出口导向，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居民储蓄率高、教育普及、人民勤劳刻苦和政府主导等优势，快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所谓“东亚模式”。其中，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成分相对较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东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引导下，一些东亚经济体纷纷进行了以市场主导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期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但实际情况是，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后，东亚经济的增长率普遍下降，经济的脆弱性突显，终于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倒退；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泰国，经济可能倒退了10年。而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唯一没有被拖垮，且对遏制危机蔓延、促进东亚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正是没有实行经济自由化、政治西方化的中国。
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看，不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没能获得成功，就连一度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同样也没有带来福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适宜制度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
所谓特殊性，是指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不仅与当今的欧美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与欧美国家的发展初期相比也有很大不同，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很难奏效。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进行制度创新。
所谓多样性，是指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差异也非常大，这种差异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的差异。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适性的模式实际上也不存在，只能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一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中国家处于竞争弱势地位，需要政府干预进行弥补。市场机制良性运行的一个前提，就是竞争主体处于平等地位。但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相差悬殊，发达国家占据了资本、技术、信息、资源和市场的绝大部分，并牢牢控制了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如果简单由所谓市场机制决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很难得到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实施适当干预。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和是否符合其国家利益。
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储蓄和投资不足，需要政府推动资本积累。欧美国家在发展初期是通过对外殖民、掠夺等特殊途径，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现代经济增长则严重依赖于大规模投资形成的规模化生产，工业资金投入量远远超出了发达国家早期的情况。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可能采取当年西方式的原始积累方式，而它们在工业化起步时期居民收入低，客观上需要借助外力来弥补市场配置的不足，要求政府通过适宜的制度安排，集中有限资源，实现资本积累和基本的工业化，尽快具备初始的发展条件。
三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狭小，交易成本高，需要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并要求有相应的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初期那样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其中一些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迄今还存在大量的非货币经济，交通阻塞、城乡分割、地域封闭等，阻碍了商品流通，造成市场主体发育不正常，资源流动不畅，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不能有效调节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四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缺乏必要的学习能力，如果完全依靠自主创新，边际收益就会很低。这样，就离不开政府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具备了基本的竞争能力和积累能力后，市场的配置效能会逐步提高，而政府干预的成本会逐渐加大，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总体上就会趋向一个合理的区间。
以往西方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中一败再败，原因就是总想用一种模式去套所有国家，总以为自己制定的规则是“最佳”的，太想让世界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发展。这种“好为人师”的思想与行为，显示了西方人思维上的轻率与傲慢。其实，如果欧美国家真的认为自己的理念、发展模式是好的，那它们就应该有充分的信心，而无需刻意推广，因为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制度最终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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