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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谷:中国崛起的关键是“制度适宜”

 

李若谷:中国崛起的关键是“制度适宜”
资料图:2014年3月24日,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在荷兰海牙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抵达峰会会场。新华社记者 龚兵 摄

“制度适宜”解释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已为世人所承认。但说起原因,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中国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所实行的制度适应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从自己的发展经历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世界上获得成功的国家有许多,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特殊国情不允许我们去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情况的制度。

中国经济是1978年后明显加速的。1978年以后的改革,总体上是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开放是面向国际的市场化,开放战略、各种政策优惠都是制度设计的产物。

制度变迁是导致中国经济以1978年为分界点、从一般性增长走向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改革建立了有效率的制度,通过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参与者的竞争与合作等,增加了产出。改革后的制度安排符合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和需要。

中国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国际的影响,如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全球化、信息化的推进,国际产业分工的调整等;更有国内改革开放以及政治、文化、科技、历史和伦理等方面的影响。我们不是要否认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指出制度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适宜的制度是所有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平台,各种要素在此基础上被不断整合、优化配置、激发活力,形成“聚变”效应,最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有人认为,中国没什么特殊,就是将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付诸与实践;有人认为西方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也无法在中国实施。笔者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既可以在中国实践,又必须按国情加以修正。比如,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人均可耕地仅1.4亩,各种人均资源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样的国情在世界大国中是唯一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唯一的。我们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如果法国可以容忍3%的失业率(约150万人),而3%的人失业在中国就是4000 万人口,相当于80%的法国人口。任何一个比较小的问题,被13亿人口这个数字放大之后,都是十分可观、难以想象的。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复杂、困难得多。

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并不是要否认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础作用,但不等于政府就因此不可以发挥作用,也不等于市场在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要起主导作用。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即一般情况下应让市场的自动调节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出现重大的灾害或危机,市场的运作失灵时,政府不但要积极介入,而且要发挥主导作用。例如2008年春天,中国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灾害,如果让市场力量去发挥作用,那么南方物价可能飞涨,因此必须动用政府的力量抑制物价上涨,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2007年夏天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多家银行濒临倒闭,如果任由市场自由运作,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政府及时介入,使危机和损害得到一定控制。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是相互补充,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当经济比较落后、市场还没有培育成熟、或遇到重大危机时,政府的作用更大些,反之市场的作用更大些。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是在不断调整的,在动态中不断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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