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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在华遗孤跌宕起伏的人生

中国日报蔡虹 2015-08-20 10: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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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在华遗孤跌宕起伏的人生

池田澄江说到中国养母艰难地把自己养大时,泪水盈眶。(图片来源:中国日报记者 蔡虹 )

中国日报东京8月20日电(记者蔡虹 单懿)跪在茨城生生父母的墓前,池田澄江的心里五味杂陈。有激动,而更多的是怨气。“为什么当初要把我留在中国?”

那是1996年8月,池田澄江与父母的第一次“见面”。她已经51岁。往事如电影胶片一般在她的脑海里重现。

徐明

“在我八岁那年公安局的人来我家。他让我出去,要跟我妈说话,”徐明(池田澄江当时的中国名字)的回忆从这里开始。她说着一口标准的东北话。

但是,徐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门外偷听。

“别人说你家孩子是日本人,”公安局的人说。

“谁说的?不是!”徐明的母亲回答。

一年前,也就是徐明7岁的时候,学校老师带学生去看包场电影,放映的电影演的是日本军人和中国军人打仗。“日本人戴着大帽子,骑着马,拿着大刀,又杀人又放火又抢东西,谁看谁都会生气呀。”

在电影院里,有同学骂徐明,有同学打她一下,还喊打倒日本。

被同学们当作是日本人,徐明被气哭了。

老师没有给徐明一个关于她身世的答案。她家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所住的大院里邻里总是跟她说她是家里捡来的。

公安局的人家访时和她母亲的对话让她似乎明白了一些。

徐明的家做着大买卖,卖布和棉花,生活条件非常好。

“我小的时候一直都穿着大绒衣服大绒裤子,一般大人都没有啊。”现在想起来,她还是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妈就我一个,而且家里生活又好,就给我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我妈走到哪里就特别自豪的那感觉。”

可是,在徐明九岁那年,他家的生意黄了。父亲四处借钱。每天从早到晚有人登门要账。徐明的父亲跑了,留下母女两人。徐明的母亲是个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女人,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更别说干活儿。

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自来水,洗衣服都得打水手洗。徐明担起了所有的家务。冬天家里没有煤烧。半夜一两点她去等饭店扔出来的煤灰,捡回家。一个九岁的孩子成了家里的支柱。“生活特别困难。”

临近过年,邻家的孩子们都做了新衣。徐明家没有。她母亲把自己压箱底的干净旧衣服拿出来,给女儿穿。因为大,过一年就放一点,再过一年就再放一点。

那是计划经济年代,商品定量供应。过年的时候一人二斤肉。徐明家买不起肉,邻居谭大爷家给徐明家买,说是让孩子过年时吃块肉。徐明的母亲跟女儿商量。

“明子(那时候徐明的小名),你看这块肉怎么办?咱娘俩包顿饺子一顿就没了。要把这块肉卖了的话,咱俩有能吃半个多月的棒子面。你说怎么办?”徐明的母亲说。

徐明说:“妈,把这块肉卖了。回来买的包谷面够我们俩半个月一个月了。”

父亲因为躲债跑了。但是债主并没有放过徐明家,天天上门来要债。

一天半夜,徐明从睡梦中醒来,看见母亲坐着。她问母亲:“妈,你干啥呢?”

她母亲盯着她看,说:“你白天上学,在外边玩。你不在家我看不到你。你看你越看越招人喜欢。”

第二天深夜12点半,徐明起来,发现母亲不在炕上。她来到外间,看到两个小凳子叠着,上面挂了一条绳子,母亲坐在一旁。

“我一看就知道我妈要上吊。我就抱着我妈哭。说你要死了我怎么办啊。”

徐明的母亲说:“我要是这么死了你怪可怜的。你从小就没妈。我把你领过来,就想好好地把你养大。咱们家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活呀!没吃没穿,我什么也不能干,咱们怎么活!”

说到这里,一直面带笑容的徐明眼里噙满泪水。

最终,徐明的母亲决定活下去。

这个时候,徐明想到自己是日本人,于是萌生了找亲生父母的念头,找到他们让他们来救自己和中国养母。但是她却苦于无从下手。

那是1954年。1953年中国将一批在华日本人送回日本。

徐明在学校的地球仪上找到日本,知道了它在中国的东边。以后她常常面朝东方向亲生父母求救,遇到有高兴事情的时候也会朝着东边向父母报告。

在徐明13岁的那年,公安局又来人了。这次是要跟徐明说话。

“你是日本孩子,”公安局的人说。

“你不早就来过告诉我了吗?”徐明回道。

“你得回日本,”公安局的人又说。

“我上日本找谁去?谁能领着我找谁啊?我谁也不认识我怎么去啊?”徐明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公安局的人告诉徐明,如果她不去日本,到十八岁的时候,需在公安局办理中国国籍手续。

那时的徐明想的是:等十八岁时再说。

1962年徐明十八岁,她没有去公安局办理中国国籍手续,想着自己自然而然就是中国人。师范中专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林业局的山沟里教书。

那是一个林区。木头伐没了,林业工人转移到其它地方。班里的孩子总是在变,老师也跟着伐木的家庭迁移。她负责各个年级的教学。

在那个山沟里徐明一呆就是10年。她在那里与一位当地人结婚,生了三个孩子。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公安局的人来到山沟找到徐明,他们对日本人进行登记。徐明提出要求调回牡丹江工作,以便照顾已经60多岁的父母。

1973年7月,徐明的要求得到批复,被调回离父母家比较近的地方工作。那个时候她认识的日本人开始有了联系。“以前大家都不敢联络,”徐明认为日本人是敌人。

与其他日本人建立起联系后,徐明想让他们帮助找自己的日本家人。

“我也想知道我自己的身份,”徐明说。

一天,公安局来电话,告诉她有个日本团来到牡丹江,让她当晚去见他们。徐明带上一封信,交给了日本团里的一个人,请他回日本后在报纸上登一则寻人启事。

几天后,徐明便收到了从北海道来的信。写信的人说徐明和他当时留在中国的孩子的基本情况相近,他的孩子叫明子(徐明的名字中有个“明”字)。她的中国养父母给她申报的出生年月是1945年5月。北海道的老人的孩子也是1945年5月出生。徐明将自己的照片和验血结果寄给北海道。经过二十次通信联系,老人说徐明是他的女儿,请她去日本。

徐明征求养母意见的时候,养母很通融,鼓励徐明去见亲生父母,并把当时领养徐明的具体情况告诉了她。

当初是一个姓李的家庭把徐明从她的日本母亲那里抱来的。她们认为李家见过徐明的日本家人,应该知道他们的模样。养母领着徐明去到李家,而李家已经搬走。无人知道这一家人的去向。

“谁都是父母所生。知道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怎么能不去呢。去吧。”徐明的养母对徐明说。“我一直都承认你是我要的孩子。你知道你有亲身父母了,你去看看吧。”

1981年徐明办好探亲手续飞赴日本。北海道的日本老人因惦记孙子,让徐明带上孩子。三个孩子就跟着徐明上路了

7月20日从牡丹江坐火车出发到北京,再从北京飞日本。到北海道后,日本老人要为徐明办理入籍。法院不承认她和老人的通信作为亲子证据。中国的验血结果也被拒收。他们得做亲子鉴定。

三个月后亲子鉴定结果出来:老人和徐明不是父女。老人立即翻脸,让徐明和孩子们离开。

徐明来日本时带着4万日元。在北海道无亲无故,走投无路。他们拿着中国护照,通过一位翻译与中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搬离错认的日本人家。离开时老人家的夫人悄悄地交给徐明10万日元。

在中国领事馆,徐明听到熟悉的中国话时泪流满面。

暂住在日本政府的一间临时房间,徐明决定留下来继续寻找亲人。

眼看徐明的护照就要到期了。在好心人的陪同下,她去户籍管理局办理入籍。徐明将中国政府颁发给她的在华日本遗孤证书交给办理员。但是中国的公证书不被承认。当徐明说出还没有找到亲生父母和其他亲人时,户籍管理局的回答是她将在护照到期后被强制送回中国。

听到这些话,徐明当时想:如果回中国,她会被当成是假日本人,因为连日本政府都不承认她。“回中国我没有活头,孩子也没有出路。”

为了孩子,还不到40岁的徐明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回中国。她想到的出路是一死了之。

“在中国说我是日本人,到日本又撵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到底是哪国人?我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徐明当时的心情。

当天夜晚她写下七封遗书,分别给她丈夫(当时在中国)、养父母、叔叔、同学、工作单位和日本政府。

准备好安眠药,徐明看着熟睡的孩子们。看着孩子们的脸,徐明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养母当年要上吊时的情景。

“我要死了,三个孩子无依无靠,不是像我当时一个样吗?他们怎么办啊?而且又是在外国。”当年的情景让徐明改变了主意。“拉倒吧,别死了。你死了三个孩子怎么办,你不成了三个孩子的罪人了吗?”

徐明把安眠药倒进抽水马桶,将七封遗书也撕碎。“不行,我得坚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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