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澄江说到中国养母艰难地把自己养大时，泪水盈眶。（图片来源：中国日报记者 蔡虹 ）
中国日报东京8月20日电（记者蔡虹 单懿）跪在茨城生生父母的墓前，池田澄江的心里五味杂陈。有激动，而更多的是怨气。“为什么当初要把我留在中国？”
那是1996年8月，池田澄江与父母的第一次“见面”。她已经51岁。往事如电影胶片一般在她的脑海里重现。
徐明
“在我八岁那年公安局的人来我家。他让我出去，要跟我妈说话，”徐明（池田澄江当时的中国名字）的回忆从这里开始。她说着一口标准的东北话。
但是，徐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门外偷听。
“别人说你家孩子是日本人，”公安局的人说。
“谁说的？不是！”徐明的母亲回答。
一年前，也就是徐明7岁的时候，学校老师带学生去看包场电影，放映的电影演的是日本军人和中国军人打仗。“日本人戴着大帽子，骑着马，拿着大刀，又杀人又放火又抢东西，谁看谁都会生气呀。”
在电影院里，有同学骂徐明，有同学打她一下，还喊打倒日本。
被同学们当作是日本人，徐明被气哭了。
老师没有给徐明一个关于她身世的答案。她家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所住的大院里邻里总是跟她说她是家里捡来的。
公安局的人家访时和她母亲的对话让她似乎明白了一些。
徐明的家做着大买卖，卖布和棉花，生活条件非常好。
“我小的时候一直都穿着大绒衣服大绒裤子，一般大人都没有啊。”现在想起来，她还是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妈就我一个，而且家里生活又好，就给我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我妈走到哪里就特别自豪的那感觉。”
可是，在徐明九岁那年，他家的生意黄了。父亲四处借钱。每天从早到晚有人登门要账。徐明的父亲跑了，留下母女两人。徐明的母亲是个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女人，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更别说干活儿。
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自来水，洗衣服都得打水手洗。徐明担起了所有的家务。冬天家里没有煤烧。半夜一两点她去等饭店扔出来的煤灰，捡回家。一个九岁的孩子成了家里的支柱。“生活特别困难。”
临近过年，邻家的孩子们都做了新衣。徐明家没有。她母亲把自己压箱底的干净旧衣服拿出来，给女儿穿。因为大，过一年就放一点，再过一年就再放一点。
那是计划经济年代，商品定量供应。过年的时候一人二斤肉。徐明家买不起肉，邻居谭大爷家给徐明家买，说是让孩子过年时吃块肉。徐明的母亲跟女儿商量。
“明子（那时候徐明的小名），你看这块肉怎么办？咱娘俩包顿饺子一顿就没了。要把这块肉卖了的话，咱俩有能吃半个多月的棒子面。你说怎么办？”徐明的母亲说。
徐明说：“妈，把这块肉卖了。回来买的包谷面够我们俩半个月一个月了。”
父亲因为躲债跑了。但是债主并没有放过徐明家，天天上门来要债。
一天半夜，徐明从睡梦中醒来，看见母亲坐着。她问母亲：“妈，你干啥呢？”
她母亲盯着她看，说：“你白天上学，在外边玩。你不在家我看不到你。你看你越看越招人喜欢。”
第二天深夜12点半，徐明起来，发现母亲不在炕上。她来到外间，看到两个小凳子叠着，上面挂了一条绳子，母亲坐在一旁。
“我一看就知道我妈要上吊。我就抱着我妈哭。说你要死了我怎么办啊。”
徐明的母亲说：“我要是这么死了你怪可怜的。你从小就没妈。我把你领过来，就想好好地把你养大。咱们家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活呀！没吃没穿，我什么也不能干，咱们怎么活！”
说到这里，一直面带笑容的徐明眼里噙满泪水。
最终，徐明的母亲决定活下去。
这个时候，徐明想到自己是日本人，于是萌生了找亲生父母的念头，找到他们让他们来救自己和中国养母。但是她却苦于无从下手。
那是1954年。1953年中国将一批在华日本人送回日本。
徐明在学校的地球仪上找到日本，知道了它在中国的东边。以后她常常面朝东方向亲生父母求救，遇到有高兴事情的时候也会朝着东边向父母报告。
在徐明13岁的那年，公安局又来人了。这次是要跟徐明说话。
“你是日本孩子，”公安局的人说。
“你不早就来过告诉我了吗？”徐明回道。
“你得回日本，”公安局的人又说。
“我上日本找谁去？谁能领着我找谁啊？我谁也不认识我怎么去啊？”徐明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公安局的人告诉徐明，如果她不去日本，到十八岁的时候，需在公安局办理中国国籍手续。
那时的徐明想的是：等十八岁时再说。
1962年徐明十八岁，她没有去公安局办理中国国籍手续，想着自己自然而然就是中国人。师范中专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林业局的山沟里教书。
那是一个林区。木头伐没了，林业工人转移到其它地方。班里的孩子总是在变，老师也跟着伐木的家庭迁移。她负责各个年级的教学。
在那个山沟里徐明一呆就是10年。她在那里与一位当地人结婚，生了三个孩子。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公安局的人来到山沟找到徐明，他们对日本人进行登记。徐明提出要求调回牡丹江工作，以便照顾已经60多岁的父母。
1973年7月，徐明的要求得到批复，被调回离父母家比较近的地方工作。那个时候她认识的日本人开始有了联系。“以前大家都不敢联络，”徐明认为日本人是敌人。
与其他日本人建立起联系后，徐明想让他们帮助找自己的日本家人。
“我也想知道我自己的身份，”徐明说。
一天，公安局来电话，告诉她有个日本团来到牡丹江，让她当晚去见他们。徐明带上一封信，交给了日本团里的一个人，请他回日本后在报纸上登一则寻人启事。
几天后，徐明便收到了从北海道来的信。写信的人说徐明和他当时留在中国的孩子的基本情况相近，他的孩子叫明子（徐明的名字中有个“明”字）。她的中国养父母给她申报的出生年月是1945年5月。北海道的老人的孩子也是1945年5月出生。徐明将自己的照片和验血结果寄给北海道。经过二十次通信联系，老人说徐明是他的女儿，请她去日本。
徐明征求养母意见的时候，养母很通融，鼓励徐明去见亲生父母，并把当时领养徐明的具体情况告诉了她。
当初是一个姓李的家庭把徐明从她的日本母亲那里抱来的。她们认为李家见过徐明的日本家人，应该知道他们的模样。养母领着徐明去到李家，而李家已经搬走。无人知道这一家人的去向。
“谁都是父母所生。知道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怎么能不去呢。去吧。”徐明的养母对徐明说。“我一直都承认你是我要的孩子。你知道你有亲身父母了，你去看看吧。”
1981年徐明办好探亲手续飞赴日本。北海道的日本老人因惦记孙子，让徐明带上孩子。三个孩子就跟着徐明上路了
7月20日从牡丹江坐火车出发到北京，再从北京飞日本。到北海道后，日本老人要为徐明办理入籍。法院不承认她和老人的通信作为亲子证据。中国的验血结果也被拒收。他们得做亲子鉴定。
三个月后亲子鉴定结果出来：老人和徐明不是父女。老人立即翻脸，让徐明和孩子们离开。
徐明来日本时带着4万日元。在北海道无亲无故，走投无路。他们拿着中国护照，通过一位翻译与中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搬离错认的日本人家。离开时老人家的夫人悄悄地交给徐明10万日元。
在中国领事馆，徐明听到熟悉的中国话时泪流满面。
暂住在日本政府的一间临时房间，徐明决定留下来继续寻找亲人。
眼看徐明的护照就要到期了。在好心人的陪同下，她去户籍管理局办理入籍。徐明将中国政府颁发给她的在华日本遗孤证书交给办理员。但是中国的公证书不被承认。当徐明说出还没有找到亲生父母和其他亲人时，户籍管理局的回答是她将在护照到期后被强制送回中国。
听到这些话，徐明当时想：如果回中国，她会被当成是假日本人，因为连日本政府都不承认她。“回中国我没有活头，孩子也没有出路。”
为了孩子，还不到40岁的徐明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回中国。她想到的出路是一死了之。
“在中国说我是日本人，到日本又撵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到底是哪国人？我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徐明当时的心情。
当天夜晚她写下七封遗书，分别给她丈夫（当时在中国）、养父母、叔叔、同学、工作单位和日本政府。
准备好安眠药，徐明看着熟睡的孩子们。看着孩子们的脸，徐明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养母当年要上吊时的情景。
“我要死了，三个孩子无依无靠，不是像我当时一个样吗？他们怎么办啊？而且又是在外国。”当年的情景让徐明改变了主意。“拉倒吧，别死了。你死了三个孩子怎么办，你不成了三个孩子的罪人了吗？”
徐明把安眠药倒进抽水马桶，将七封遗书也撕碎。“不行，我得坚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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