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以他自己所谓的中法之间的“亲近性”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有些人选择强调两国之间的不同，戴高乐却坚持两国的共同点与相互吸引之处，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从康熙皇帝（1654-1722）与路易十四国王（1638-1715）远而庄严关系开始，到左宗棠（1812-1885）与日意格 (Prosper Giquel, 1835-1886) 之间的合作，或者李石曾（1881-1973）与他的支持者赫里欧 (Édouart Herriot, 1872-1957) 或奥拉尔 (Alphonse Aulard, 1849-1928) 之间在教育领域的行动，亲法的中国人一直响应亲中的法国人的号召。
在过去五十年中，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戴高乐主义的相关性。戴高乐主义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便是：把永久的现实作为行动的方针。
戴高乐以雄伟之光为思考和行动的指南，雄伟是法国民族性格中的核心概念。法国权力的相对权重时有变化，相对中国崛起而言肯定是在减小，但法国必须扮演的独特角色却始终不渝。
自由、平等、博爱的提出是法国对世界的贡献，这种理念既是热爱雄伟的结果又是热爱雄伟的原因，只有心怀壮志并付之行动的国度才能提出这样具有革命意义的原则，这些原则同时也是强大的集体能量的源头。
在中国文化，“中”或“中心”反映了法国式的雄伟。如果雄伟意识激励了法国君主、国王与总统，“中国”本身就暗示了天下之中心。凡赛尔宫与故宫、协和广场 (Place of La Concorde) 与天安门广场分别是“雄伟国度”与“中心国家”在建筑上的典型表现。
中国通过惊人的整合过程团结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几千年来都是如此，也将继续在全球层面运用这种协调力量。
法国的雄伟表现在向外的辐射，意欲影响 ﹑启蒙外部世界；然而中国则是向内的引力，以其广大的人口以及悠久的历史文明同化融合外来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与法国都有强烈的自我形象意识，对自我命运的变化都非常敏感，当不可避免的历史沉浮把雄伟或中心变得仅仅是一种怀旧的时候，对这两个国度而言，失落感比其它政治实体会更加强烈。
中法关系除了一些偶然因素之外，如政权交替、政治经济状况等，巴黎和北京，这两个关注人类命运的国度，都有必要表现出一种外在的雄伟与内在的中心。
在21世纪，中法会齐心协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以及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 (Laurent Fabius) 针对法国所说的“影响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的自我定位与法国国家实力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中心地位正在逐步加强。然而，世界的进化不会抹杀了法国的丰富遗产，欧洲的一体化也离不开法国的贡献。更加宽泛而言，正是在最具挑战的形势下，雄伟的理念才能激活整个国家，使之充满活力。
中心与雄伟之间的协同效应不只是对中法两个独立政权的简单肯定，这种协同效应更是新人文主义在全球复兴的推动力，也是全球东西南北相互连接的推动力，同时还是一种具体的普遍主义。
2000多年前，儒家的人文主义提升了整个中国，18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狄德罗 (Diderot, 1713-1784)，阿朗贝尔 (D'Alembert, 1717-1783) 以及孔多赛 (Condorcet, 1743-1794) 启迪了整个欧洲。当今世界，相互依赖空前加强，中法之间在理念与知识层面的互动已经对全球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中国传统绘画的最后一位大师范曾先生把戴高乐的肖像栩栩如生地再现到一幅水墨画面上时，雄伟与中心已经相互融合，人类对团结与进步的渴望已经不再是法国或是中国人的追求而是不分你我的普世理想。
（来源：中国日报 作者：中欧论坛创办人 高大伟 David Gosset 翻译：张宁 编辑：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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