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前法国总统戴高乐（1890-1970）在柬埔寨发表演讲，如果说这时期属于戴高乐时代话，那么中国导演王家卫在电影《花样年华》中插入了这位政治家抵达高棉帝国首都吴哥窟的新闻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这也许有很多解释，但在高度诗意的影视创作中插入如此一个现实片段表明了戴高乐已经隐隐地根植在在中国人心理中。
“如果中国苏醒，整个世界将为之震撼”，这已经老生常谈了。人们经常认为这个断言是拿破仑（1969-1821）说的，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说过。1965年9月9日，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表达过一个更确切的观点，“中国的深度改革将会使她成为引领全球的角色，这已初见端倪，也在重塑世界，意义非凡。”
时间证明了戴高乐的预言，中国的复兴逐渐修改着世界权力的分布，方式平和，没有中断过，也没有出现什么暴力。
2014年1月27日，也就是马年来临的倒数第三天，人们将开始庆祝中法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从法国角度而言，对北京政府的完全承认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决定，这个人便是戴高乐，他是法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也是20世纪世界政治中的巨人。
1964年宣言之后，《时代》杂志紧接着发表了一篇报道，评论了从黎塞留 (Richelieu) 到戴高乐时期的法国外交，这篇报道论及最新世界态势，给人的感觉是戴高乐的突破性进展具有世界性反响，意义重大。报道中说，“在20世纪，作为一个国家，法国元气日消……然而，上周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却明显发生了，法国重新又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国重新作为世界权力的重要标志便是，戴高乐不顾华盛顿方面的反对，承认北京共产主义政权作为中国的政府，尽管这一举动将会严重破坏美国在亚洲的政策。”
在20世纪60年代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戴高乐对中国的判断是很有远见的，也证明了他从似乎更加壮观但对历史的影响无足轻重的现象中识别基本历史趋势的能力。
戴高乐的睿智与战略性思考不仅表现在中法特殊关系建立之初，这种开创性决策的精神在未来中法合作中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1949年只有苏维埃集团的成员立即承认了新中国政权。虽然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和英国在毛泽东（1983-1976）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之后与之建立关系，法国却是第一个欧洲列强中与北京在大使级层面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当法国教育部长贝耶（Lucien Paye, 1907-1972）作为戴高乐的第一任大使1964年5月27日抵达北京时，已经15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处于斗争之中，而且与自己的两个庞大邻国印度与苏联也正在发生冲突。
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1908-1973），民主党人，坚持对中国进行全面抵制，积极支持美国对越南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的政策，以阻止他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扩张之势。况且在1962年，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区与中国解放军由于边境争端发生冲突。另外一种中苏分裂的迹象是赫鲁晓夫（1894-1871）在有关中印两国复杂关系的问题上倾向于支持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1889-1964）。
二战后由于美国在世界秩序上独特的主导地位，尼克松在70年代访华是当时最重要的地理政治上的转折点。评论者经常从美国的三角外交对之进行论述，这种外交关系的形成是由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引起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美国用起了中国惯用的“以夷制夷”的战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设想并精心安排了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承认了法国将军戴高乐在外交上的前见（1994），“有趣的是，第一个看出中苏分裂引起的内在机遇的人是欧洲外交老人戴高乐。”遗憾的是，基辛格在《论中国》（2011）一书中忽略了戴高乐时期法国发挥的先驱作用，似乎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想成为最初的开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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