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国不但在国际舞台上处于孤立状态，在国内同样面临着不容小觑的危机。1958年中央政府想在“大跃进”中加快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经济上的严重倒退，造成了悲剧性的集体灾难。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不赞同这一运动，这是很英勇的行为，邓小平、刘少奇也批评了毛泽东激进的经济政策，这也是合理的行为。可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1962年年末，毛泽东写了一首题为《冬云》的诗，暗含他发觉到了逼近中国的威胁。在这首诗中，万里长征的老领导用鲜明的隐喻勇敢地指向敌对的国外力量，所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在这种形势下，没有魄力的人肯定是畏缩不前的，戴高乐却展示了他英明的决策。1964年1月31日，在爱丽舍宫，戴高乐在一个由数百名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了他承认北京的决定。
戴高乐身高1.96米，被法国人亲切地称为“伟大的夏尔·戴高乐”，他是一位惊人的演讲家，在他着手写作闻名遐迩的《回忆录》之前已经是6本书的作者。戴高乐的演讲犹如丘吉尔的演讲，希腊最伟大演讲家的雄辩回声使修辞者的权威变成了领导者的魅力。
新闻发布会不但透露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看法，也是戴高乐式演讲值得铭记的一个时刻，被《时代》作者描述为，“1000多位新闻记者、外交家和政府官员坐在细长的黄色椅子上着急地等待着，当下午三点的时钟敲响时，微红色的帘幕拉开了，戴高乐开始缓缓地走向演讲台。”
戏剧般的出场并没有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演讲的丰富内容依然是关注的焦点。戴高乐的推论基于两个坚实的支柱性观点，即放远眼光或顾及更为持久的现实，不斤斤计较于过渡性事件或相对短命的现象，这也是戴高乐主义的两大鲜明特征。
这位法国政治家以中国的人口与地理事实为切入点开始了新闻发布会的演讲。“伟大的中国人民”居住在一个广袤的国土上，在地球上是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群聚而居但却又有着多样性”，国土“西从小亚细亚与欧洲边疆地区，东至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海岸，北从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南至印度、越南等热带地区”。戴高乐了解到中国巨大的人口与地理面积所代表的意义，人们必须理性的面对此一客观现实，必须与中国领导层合作。因为对亚洲甚至是世界上严重问题的长久解决有赖于中国积极与建设性的参与。
然后，戴高乐引入了自己对中国思考的主要内涵：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中国从根本而言是一个文明，一个“非常独特而深厚的文明”。
很明显，法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承认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带有地缘政治上的动机，通过承认毛泽东政权，巴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暗示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外交力量。戴高乐也非常清楚中国的战略性目标便是巩固国家政权与加强独立自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在罗布泊实验基地爆炸成功。前一年，法国和中国都没有签署为了限制军备竞赛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相信多级秩序比单级或危险的两级结构更有利于世界持久的平衡。在一些圈子里，戴高乐的雄伟宏大的政治理念引起了不安与骚动。
1964年2月7日，戴高乐的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1907-1999) 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背景是18世纪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特征的法国画家让·安东尼·华多 (Jean-Antoine Watteau) 的作品“凝视者”，这个恰当的背景巧妙地暗示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立场与政策。
《时代》杂志紧接着下一期发表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表达了自己被法国新立场激起的强烈情感，信中说：“谢谢把德姆维尔的照片放在了上周《时代》的封面，这将会使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读者把它撕毁、烧掉甚至是把它踩在脚下。法国怎敢把台北称为台湾政府，怎敢承认毛泽东的北京是中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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