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强烈的反对相反，周恩来总理（1998-1976）当时正在非洲访问，听到法国承认中国政府的消息时，周总理在苏丹用法语向法国大使问候“您好，您好，挺好吧”，也想起了他2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情况。
然而，如果完全把戴高乐的决定归之于政治的话，戴高乐主义的一个基础性组成部分便被忽略了。戴高乐把中国视为一种文明，他考虑到了一个更为本质的现实，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理政治上的算计。对他而言，法国政局不得不与另一个外国政府共事协作，但更重要的是，他想让古老的法国与更为远古中国文明联系起来。
戴高乐非常重视持久性，唤起了一种“永恒中国”的理念，中国“也意识到了这种持久性，并为之自豪”。坦白地讲，戴高乐与亚洲的最重要的联接以及有关中国信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不是一位外交家，也不是一位商人，而是一位强大的作家，这位作家长期效力于法国总统，是法国第一任文化事务部长（1959-1969）。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是一个书生报国的化身，20世纪重大危机的评论者与演剧人，同时兼有百科全书式的渊博，通过旅行体验了世界的多样性。22岁时，他探寻了高棉文化，对亚洲的转变一生都非常好奇，并且密切关注中国的蜕变。在马尔罗写的《人类的命运》这部以上海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中，他的主角之一惨遭杀害，原因是他攻击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887-1975）失败了。
在戴高乐眼中，马尔罗不只是法国政府的一位成员，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马尔罗也是自己“出色的朋友，热切关注着不同寻常的命运”。马尔罗与中华文明元素的智力对话和戴高乐对持久文明的偏爱相互影响，一拍即合。
1965年，戴高乐派马尔罗作为自己的私人使节访问中国。这也是他40年后第二次来到中国。在北京，他与陈毅（1901-1972）进行了会谈，陈毅当时是外交部长，曾经是新四军的军长以及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市长，同时还与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像周恩来与邓小平（1904-1997）一样，陈毅一战之后也在法国度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插曲对部分中国领导与法国精英之间相互产生一定的亲切感是有利的。
马尔罗在自己的《反回忆录》（1967）中记录了谈话内容，在这部史诗般的叙述作品中，作者认为历史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杰出人物，杰出人物就在多大程度上制造人类历史。
马尔罗把毛泽东想象为“青铜皇帝”，以一种先知的口吻宣称，“300年的欧洲活力正在衰落，而中国时代已经开始”。马尔罗还把下面有趣的话归在“青铜皇帝”的名下，“我很孤独……只有一些遥远的朋友：请代我向戴高乐将军问好。”
戴高乐与毛泽东从未谋面，但马尔罗注意到两人都有一种离奇的“内在孤独感”。在基辛格写的《白宫岁月》中，他认为戴高乐与毛泽东在性格上有相似性。在谈及毛泽东时，他写道，“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像他一样意志坚强纯粹的人。”
马尔罗不但影响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看法，而且对美国总统尼克松走近北京的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前，他邀请了这位当时71岁高龄的法国作家来到白宫。尼克松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又问马尔罗毛泽东之后会是什么。他答道，‘就像毛泽东所言，他后继无人’。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伟大的领袖，如丘吉尔、甘地、戴高乐，是由具有创伤性的历史事件造就的，但这类事件在世界上不会重演了。”
在与媒体颇有戏剧性的对话中，戴高乐不断提及过去的根源是他思考的营养。他不无夸张地宣称中国“比历史还要古老”，通过挑战有记录的人类记忆的极限，戴高乐出奇地培养了一种洞察现在的能力。他真诚而又不乏同情地提醒听众：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经历的适应现代性的痛苦以及中国对不得不承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时的屈辱情怀。
作为反对纳粹主义的英雄，戴高乐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而奋战；作为殖民地自治化的主要倡行者之一，戴高乐捍卫了其它国家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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