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直到1948年，纽伦堡的法庭始终不曾沉寂——此后，一批曾为纳粹政权服务的医生等“技术人员”成为审判的焦点，他们的罪行包括对囚犯进行人体试验。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纽伦堡原则”，明确定义了战争罪、危害和平罪和反人类罪，并确定那些犯下罪行的人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
罪证如山，压倒一切
而在乔治·萨海姆看来，纽伦堡审判目的有二，一是让有罪者受到惩罚，其二则正如首席检察官杰克逊所言，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法庭委派给萨海姆的任务，是将缴获的德语文件翻译成英文，“这些通常都是重要的文件和罪证，比如，被告往往在法庭上声称，从没有签署过相关命令或者备忘录。他们总是撒谎道，‘我从来没签署过’，或者‘那不是我的签名’，等等。”
此类文件包括集中营的处决令，射杀落水盟军士兵的命令，处死战俘的决定等。萨海姆指出，第三帝国自己的文件、影像和照片提供了最多的证据，决定了战犯们的命运。
例如，党卫军头目于尔根·斯特鲁普拍摄了大量照片，作为镇压1943年春天波兰犹太人起义的“纪念”。根据斯特鲁普在私人相簿上的统计，他指挥的部队逮捕了5.5万名犹太人，至少杀害了7000人，还将差不多同样多的人送往集中营。
萨海姆的工作还包括当庭翻译证词，“多数被告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归咎为希特勒的命令。”法庭却认为，个人需要为自己执行的命令负责。正如杰克逊在结案陈词中写道，“这些人破坏德国的自由政府，现在却希望以执行命令为由逃脱责任。”“这就如同一个孩子杀害了父母，然后以孤儿为借口请求赦免一样荒谬。……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由于审判主要依靠的不是证词，而是大量文件、影像资料和照片，证据展示环节显得单调乏味。法庭总共审阅了3000吨文件，当审判进行到第10个月，一名英国记者甚至在《纽约客》上发泄不满：“纽伦堡法庭无聊透顶，每个旁听者都得忍受极端的乏味。”
然而，纽伦堡审判的核心团队坚信，只有如此，方能确保真相流传后世。
美国检察官罗伯特·斯托里后来写道：“纽伦堡审判的目的不仅仅是为纳粹德国的领导人定罪……更重要的是对希特勒政权的所作所为，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记录。”
事实上，公众如今熟知的，关于纳粹德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细节和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大都来自纽伦堡审判。
70年后，正义仍未全部实现
如今，纽伦堡审判已经落幕70年，但德国仍在争分夺秒地弥补对有罪者的宽容。
德国司法部门正对那些已然风烛残年的纳粹分子开展调查。今年早些时候，“奥斯维辛的簿记员”奥斯卡·格宁被判4年监禁，他被认为参与了对30万匈牙利犹太人的谋杀。
此外，1名91岁的女性和两名分别为92岁和93岁的男子曾在奥斯维辛工作，他们也可能在明年面临审判。历史学家维尔纳·伦兹告诉法新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纳粹分子“即使最微不足道的参与”诉诸正义，也是为了“让最后的幸存者有机会发声”。
一组令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愤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共有789名奥斯维辛的工作人员受到了审判，只占6500名当事人的12%。
“现在再想惩罚那些做决策的人已经晚了。所以，我们不得不荒谬地扩大罪恶的定义，使其适用于那些纳粹的追随者。”法国著名的“纳粹猎人”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深表不满。
纽伦堡审判最开始只是对“决策者”的清算。同盟国最初圈定的23名被告，只有21人出现在宣判书中。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在审判启动时下落不明，被缺席判决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适用绞刑。1972年，鲍曼的遗体才在柏林被发现，法医认为他于1945年5月自杀身亡。另一名纳粹官员罗伯特·莱伊则于开庭一周后自杀身亡。
这21人中，18人有罪，12人被判处死刑。作为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赫尔曼·戈林本应被送上绞刑架，但他却在行刑的前一夜，吞下秘藏多时的氰化物胶囊而毙命。
其他战犯于1946年10月16日被执行死刑。但直到1948年，纽伦堡的法庭始终不曾沉寂——此后，一批曾为纳粹政权服务的医生等“技术人员”成为审判的焦点，他们的罪行包括对囚犯进行人体试验。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纽伦堡原则”，明确定义了战争罪、危害和平罪和反人类罪，并确定那些犯下罪行的人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
70个春秋过去，乔治·萨海姆心中的仇恨已然消散。他多次回到德国，结识了很多朋友。谈起纽伦堡审判最大的影响，他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话：“恒久的警惕是自由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