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直到1948年，纽伦堡的法庭始终不曾沉寂——此后，一批曾为纳粹政权服务的医生等“技术人员”成为审判的焦点，他们的罪行包括对囚犯进行人体试验。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纽伦堡原则”，明确定义了战争罪、危害和平罪和反人类罪，并确定那些犯下罪行的人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
用法律的方式实现复仇
2015年初冬，92岁高龄的原美军翻译乔治·萨海姆再度来到德国巴伐利亚州，参加了纪念纽伦堡审判70周年的活动。这位老兵珍藏的纪念品中，有信件、书籍和照片，甚至还有一个涂着卐字徽章的袖标。这些纪念品多数与他在纽伦堡法庭度过的岁月有关。
萨海姆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9岁时便背井离乡，迁居美国。美国卷入二战后，萨海姆应征入伍，作为一名盟军战士，参加了攻陷亚琛和科隆的战役。
当他所在的部队进入臭名昭著的诺德豪森集中营时，出现在面前的是堆积如山的尸骸。而这只是纳粹党卫军没来得及毁灭的部分罪证。此后几天，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盟军将领来此视察，萨海姆看到，这些见惯鲜血的硬汉一边摇头，一边用手帕掩住口鼻。
和多数人一样，萨海姆此前并不知道纳粹实施了如此恐怖的暴行。“走在集中营里，我一直在想，如果妈妈当年没有带着全家离开柏林，躺在这里的可能会有我。”
萨海姆希望用某种“建设性的方式”抒发愤懑。1945年10月，正在巴黎驻扎的他得知，官方正寻找通晓德语的人，担任纽伦堡审判的翻译。“我心里很矛盾，我很希望继续学业。”入伍时，萨海姆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学生。“但是，虽然当时才22岁，我还是意识到那（去纽伦堡）将是一个机遇，将是令人兴奋而独特的。我会成为见证历史的人。”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总共有30名来自同盟国的翻译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服务，如今还有6人在世。萨海姆则是唯一在70年后还能故地重游的人。
“审判开始时，我特别高兴，他们终于恶有恶报。”他说，“有些嫌犯逃到了阿根廷等国，踪影难觅。针对那些被找到的纳粹分子，要搜集用以指控他们的证据，也是很棘手的。”
多数时候，这个年轻人不出现在庭上，而是在办公室翻译文件。偶尔，他也会进入法庭旁听，并记下所闻所见。今天，他的袖珍日记本上依然整齐地排列着德语和英语的手写体文字。在他的印象里，有些被告的发言“简直冷血到难以置信，而且陈述的方式居然是随意而平静的”，如：“在我担任奥斯维辛指挥官期间，不是300万，而是25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杀害，另外50万是因为饥饿、疾病和流行病而死。这300万只是我们犯人的70%。”
萨海姆近距离观察过这些纳粹高官。一次，他注意到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老是挖鼻子，不禁笑了出来。戈林发现后，立刻沉下脸，冲着萨海姆骂骂咧咧。
程序瑕疵无碍其历史意义
纽伦堡审判堪称前无古人的创举。此前，从没有那个国家的内阁因为发动战争受到起诉，也没有谁被指控犯下“危害和平罪”以及“反人类罪”。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称，纽伦堡审判是“国际司法的分水岭”。The conversation网站认为，这次审讯是法律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铺平了道路。
鲜为人知的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一度觉得审判纯属浪费时间和金钱。斯大林打算将5万名德国官员排队枪毙，丘吉尔也打算把党卫军的重要人物就地正法。最终，两人都被美方劝服，放弃了以暴制暴，选择通过公开的法庭辩论裁决囚犯的罪行。
对审判提出质疑者亦不乏其人，他们说，这只是“胜利者的正义”。连当时的美国首席大法官哈兰·菲斯克什，也嘲笑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去纽伦堡“指挥高规格的惩罚派对”，他宣称，“我不介意他对纳粹做什么，但我不愿意看着他打着习惯法的幌子私设公堂。对我这种老古董来说，这只是一场道貌岸然的骗局。”
批评者的主张包括，参加纽伦堡审判的法官和检察官并不是中立的——4名法官分别来自美、苏、英、法四大国，缺少平衡和中立的监督力量。
美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就指责说，同盟国在纽伦堡“用权力代替了原则”。“我坚持认为纽伦堡审判是不道德的。”他写道，“它依据的法律是审判后才出台的，它的目的仅仅是满足一时的喧嚣和激情。”
面对批评，罗伯特·杰克逊在写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强调：举行纽伦堡审判，是为了将纳粹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否则，他们的罪行总有一天会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