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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如何解读民意与中美关系?

中国日报网谢韬 2015-09-21 14: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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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前夕,这是国内最受关注的问题。

就在今年6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指出,中美关系已经处于“临界点”。他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公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如果兰普顿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中美最高领导人不立刻采取措施管控分歧和冲突,“大国政治的悲剧”可能在中美之间上演。

事实果真如此?

美国的外交决策,包括对华政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总统、国会、行政机构、利益集团 、媒体、智库等等。这些机构和组织,是美国政治精英的大本营,是美国外交决策的核心圈。然而,这些政治精英对中国的感知、态度和政策偏好,并不一定代表了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感知、态度和政策偏好。要知道,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一样,美国公众更多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而不是高大上的国际政治。因此,现实中的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更多地反映了极少数政治精英(因为精英内部也有各种分歧)的意愿,而与普通美国人所期望的对华政策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就造成了“外交政策的脱节”。

那么,普通美国人对中国抱有怎样的感知、态度和政策偏好呢?

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第一个反映就是查阅最新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民意调查数据。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调数据都具有可信性或者有助于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的问卷设计,带有明显的诱导性,其结果不可信。此外,受访者在特定时间对某个问题的回答,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数据点,可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如果完全同样的问题在不同时间多次重复,那么数据点也随之增多,这就大大减少了误差,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意的历史走向和发展趋势。

鉴于皮尤(Pew)和盖洛普(Gallup)这两家民调机构的权威性,并且它们多年来一直在调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因此接下来将用这两个机构的调查数据来分析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

从1979年开始,盖洛普就让受访者回答一个问题:“你对中国的总体看法是怎样的?非常喜欢(very favorable),基本上喜欢(mostly favorable),非常不喜欢(very unfavorable),还是基本上不喜欢(mostly unfavorable)”?1979的时候,64%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包括非常喜欢和基本上喜欢)。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的比例一直没有超过50%(最高点是2007年的48%),并且从2001年至今,一直在40%左右上下浮动。最近的一次调查是2015年2月,只有44%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

皮尤民调中心在2002年发起了全球民意调查项目,旨在了解多个国家的公众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从2005年开始,皮尤在美国的问卷就有一个测量对中国好感的问题,与上面提到的盖洛普问题非常相似。该问题的4个选项是:非常喜欢(very favorable),有点喜欢(somewhat favorable),非常不喜欢(very unfavorable),有点不喜欢(somewhat unfavorable)。从2005年到2015年,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只有三次(即2006、2009、2011年)达到或者超过了50%,其他年份都是低于50%。其次,从2005年到2012年,好感度的年平均值在40%以上,然而从2013年开始,这个好感度已经连续三年低于40%(2015年的调查结果是38%)。

这两个调查机构的数据说明了什么?

第一,尽管皮尤和盖洛普的问题有一些不一样(因此调查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它们的结果都清楚表明,至少过去10年间,平均只有40%左右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第二,皮尤的数据还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有继续走低的趋势。

当美国的外交决策者看到这些数据,他们会怎么想?

或许他们会说,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充分体现了民意。既然大多数美国人长期以来对中国没有多少好感,那么对华政策就应该强调冲突和对抗,而不是合作和共赢,尤其是在涉及到美国重大国家安全利益的南海争端和网络安全这两个问题上。

这样解读民意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首先,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好感,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与中国冲突和对抗。皮尤和盖普数据能告诉我们的,只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感知,而不是他们的具体政策倾向(如是否与中国保持接触,或者台海危机时美国是否出兵等等)。

第二,即使大多数美国人反对与中国接触或者支持美国在台海危机时出兵(这类问题在各种各样民调中经常出现),也不能说这就是他们独立和真实的政策偏好。前面已经提到,美国人(其他各国人民也类似)对国际事务知之甚少,他们在这方面的信息基本上来自于政府官员、意见领袖和媒体(也就是政治精英),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感知和政策偏好也深受这些精英的影响。换句话说,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好感,极有可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多数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没有好感。美国一位著名政治学家曾经说过:“民意就是一个回声屋”。有什么样的输入,就有什么样的输出。

第三,即使是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外交政策和民意之间也有脱节的时候。事实上,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少数政治精英所左右,而不是顺应民意。

因此,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我们不应该过于悲观。习主席这次访美,恰逢美国总统大选的预热阶段,各类政客出于国内政治需要,都在积极敲打中国。他们的极端言语,可能极大地影响了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当竞选的硝烟散去,美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多半会回归理性,思考如何与中国相处。只要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且愿意通过一切渠道让各自的民众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中美之间应该是可以避免“大国的悲剧”。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政治学教授谢韬。

(编辑:刘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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