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在中华世纪坛的公众体验展上，网络空间搜索引擎ZoomEy展台的工作人员（左）向参观者介绍黑客如何利用网络设备漏洞攻击实体设施、危害公共安全。当日，第二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北京启动。本届宣传周沿用首届“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主题，设立了七个主题日。（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中国日报网9月14日电（沈逸）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是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目前中美网络安全正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华盛顿在网络安全领域准备对华采取的外交“羞辱”、“经济制裁”乃至“网络战”等措施，正使得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凉战”的风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中美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年之前：从2013年年初，美国曼迪昂特公司抛出APT1报告以来，美开始持续强化在网络安全领域对华进逼的态势，尽管2013年5月-6月间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抛出了“棱镜门”的材料，但美国继续在2014年5月起诉了中方五名军人，并在2015年7月-8月间威胁对华实施经济制裁甚至是网络攻击。
在此进程中，美主动采取攻击性行动打破现状，压缩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是导致局势恶化的主因。2013年初，美方认为传统的、非完全公开的外交对话已经不能满足对华网络安全施压的需要，转而采取“点名批评”（name and shame）的策略对华施压；2014年5月，美方无视中方反对，完全基于利益集团游说和国内政治需求，不负责任地以起诉五名军官的方式将中国逼到了必须做出强硬回应的墙角；2015年7月-8月，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美方通过各种渠道同步放话，威胁要对中国实施网络攻击，要对所谓从对美黑客攻击中获益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实施经济制裁。
在上述互动中，美方标准的作业模式（SOP）是在率先采取恶化局势的攻击性动作之后，又以各种方式传话表示这是政治姿态，要求并且认为中国有某种义务“配合”美方政策和动作。美方可以在采取强制政策的同时，通过公开媒体表示这就是服从于美国国内政治的游戏，并或明或暗地表示中国有义务加以配合。
导致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走到今天这个阶段，不得不说奥巴马总统本人及其国家安全核心团队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相比传统意义上的三军总司令，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高决策者，奥巴马在中美网络安全互动中扮演的角色，不像历史上人们记忆中的美国总统，能够具有远见、洞察力和坚定的意志，他更像是没有立场的墙头草，随风倒，对国内政治的关切以及对政治投机的偏好，支配着其对中国的网络安全战略决策。
要理解中美网络安全关系，必须从两国整体战略，甚至是冷战后全球体系变迁的高度出发。就此而言，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互动，可以看做是构建中美两国宏观战略关系，乃至全球体系不同秩序的局部展示：美国倡导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事实上处于美国主权实质性管辖下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本质上是试图在网络空间巩固并完善美国的单极霸权秩序；中国在多种场合，如2014年乌镇互联网大会，强调的多边、民主、透明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在全球网络空间实现共享共治，则是新型大国关系和多极化在网络空间的投射。
中方希望此次习奥会能够增信释疑，促进中美网络安全的良性合作与互动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美方采取主动：一方面，在战略思维上真正理解全球网络空间发展的内在需求，实质性地放弃对单一霸权秩序的特殊偏好；另一方面，在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能够有效摒除来自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狭隘视野的干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国内以火眼为代表的网络安全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网军司令部，形成了一种信息技术-情报复合体，这种复合体可以看做是网络时代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真正关注美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决策者，如当年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样，应避免此类复合体影响美国对华网络安全战略。
网络安全问题的有效应对，天然需要有效的跨界合作。中美两国作为在网络空间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应该为其他国家树立良好的榜样和典范。美国应该采取主动，化解起诉五名军人和威胁对华网络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推动此次中美首脑峰会在网络安全领域达成有效合作框架，构建能够推动中美两国网络安全关系良性发展的机制，促进网络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当然，如果美国继续准备坚持展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华的强硬立场，最终导致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进入一个凉秋乃至初冬、只能令人遗憾但又必须面对的事实。
（作者：沈逸 副教授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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