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卢沟桥事变爆发78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回顾历史，从伤痛中汲取那场人类浩劫带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凝视现在，在发展中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我们展望未来，在希望中找寻中日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契机。
中国日报网7月28日电（刘婧）回顾前两期系列评论，我们分别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和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胡德坤做客中国日报网，为我们详细揭示了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的深刻内涵，并阐释了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一期评论，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邸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宏波继续为我们剖析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思对中日关系走向的影响。
纪念是为了学习、铭记和警示
我们在和平的环境里生活，之所以还要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邸文研究员和王宏波副研究员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首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是要让中国人民牢记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而献出生命的英烈们，学习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百折不挠、英勇无畏、众志成城的气概和精神，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第二，通过纪念活动使中国人民记住、使世界各国正确认识中国为战胜法西斯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伟大贡献，反驳西方以往对中国在抗击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上存在的偏见，向世人揭示出今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实至名归的。
其三，通过纪念活动进一步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罪行，使人们认识到和平的可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以来，人类享受了70年的和平生活，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精神文化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要更加珍惜和平。但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并不太平，产生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这些威胁世界和平的因素的土壤仍然存在，我们应该对此警惕、警觉。
最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向国人昭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当年日本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维护自身安全，也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在英美绥靖下孤军奋战四十年
回顾历史，邸文研究员介绍说，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指出法西斯就是战争。德意日法西斯上台后积极准备发动称霸世界的法西斯战争。1936年10月至11月，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缔约结成法西斯轴心国。欧洲战场、东方战场、北非战场，太平洋战场四大战场形成。从法西斯挑起世界大战的全球视野看，中国是东方抗击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开始最早，延续时间最长。
谈到中国是抗日战争主战场的原因时，邸文表示，1931年日军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序幕。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引发的欧洲战争爆发时，中国已独立地抗击法西斯侵略八年之久。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从九一八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的十年里，中国孤军奋战，一直是东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在此期间，英美等国家不仅没有支持中国，反而纵容、绥靖日本法西斯，助纣为虐。尤其是美国，向日军大肆出售棉花、石油等战略物资，仅1938年，美国输往日本的军事战略物资就达到日本全部消耗额的9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到二战结束，中国始终把日军主力牢牢地牵制在中国战场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投入战争的陆军总兵力共51个师团，其中在东南亚只有10个，在中国有22个，日军陆军70%的兵力被牵制在中国，在太平洋的兵力只有20%。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在海外总兵力共358万，在华兵力达186万，占其兵力的50%以上； 不仅如此，中国在自身抗战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战略要求，出兵帮助东南亚国家抗击日军，配合英美作战，取得了盟军在大陆地区发起的第一次成功的反攻战——缅北反攻战——的胜利。中国还对朝鲜提供了支援。
邸文指出，正因为中国在东方战场上卓有成效的抗战，打破了日本要在三个月内打败中国，进而南进和北进，与其他法西斯国家汇合，达到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迷梦，有力地支援了太平洋战场和其他战场，也使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确定的先欧后亚的战略得以实施。对于中国在东方战场上的巨大贡献，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有所表述。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丘吉尔表示：“如果日本进攻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罗斯福称：“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一直冲向中东。”正因为中国在东方战场的持久战、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的民族牺牲，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确定的先欧后亚战略才能成功，中国才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雅尔塔体系”的设计者、制定者之一。
对中国崛起的恐慌焦虑是右翼势力发展的基础
邸文和王宏波认为，与德国相比，日本在对待战争罪责问题上态度恶劣，究其原因主要有五点：
一是利益问题。由于战后日本的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造不彻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未能得到根除，对战争罪犯的东京审判也不彻底，一大批二战疑犯进入日本政坛或经济界，他们对战后日本7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影响力仍然强劲，并且与日本战后政治界、经济界的利益密切地纠缠在一起。
二是需求问题。由于美国的包庇，日本没有悔罪的需求。由于美国出于冷战爆发后对抗苏联和中国的战略需要，大力扶持日本，日本经济很快恢复并成为经济大国，军事上因为与美国结盟其地位得以提高，对日本来说不悔罪可以生存并发展，没有悔罪的需求。而且，日本企图通过向遭受其侵略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来漂白战争罪行，没有悔罪的外来压力。因为二战疑犯没有受到惩罚反而继续领导日本，成为政治和经济精英，所以日本民众感受不到对日本二战罪行进行反省的动力和压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全球反恐的战略需求，支持、纵容日本突破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抬高了日本的军事地位，日本更加有恃无恐，感受不到悔罪的压力。
三是日本认力、认利的文化影响。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走的是一条向西方强者学习，以强权掠夺弱者特别是落后了的中国从而走向强国的道路，形成了一种认可强者、崇拜强者，鄙视弱者，掠夺弱者的文化。对于二战中日本的战败，他们认败不认罪，反而辩护、美化其侵略行径，对于自己遭受的原子弹伤害充满抱怨，对自己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则采取漠视态度。
四是追赶型的国家发展特点。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在其兴起过程中，伴随其向强者学习、崇拜强者的是充满着对强者或潜在强者的恐惧与焦虑。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民众的恐慌和焦虑感愈加强烈，这成为右翼势力发展的社会基础。
五是日本近来经济低迷，面对中国和韩国的迅速崛起而深感焦虑，试图以不反思历史改变日本的战败国的形象，为修改日本和平宪法造势，幻想重新找回昔日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辉煌，并以此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发展军事刺激国内经济。
中国能辨证、睿智地驾驭和处理两国关系
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邸文和王宏波充满信心。她表示，安倍政府伤害中国、韩国等邻国感情的种种言论和举动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日关系将会出现紧张状态，在对立和博弈中发展前行。通过改革开放强大起来的中国，从全球化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发展的视野审视，从全球和地区的战略高度出发，能辨证、睿智地驾驭和处理两国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强，发展和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日本不悔罪的言论和行为决不答应，进行驳斥和斗争，随时准备痛击日本对中国的任何进犯。在政府层面进行谈判， 应对和解决争端问题，争取双赢。在社会民众层面，加强两国的经济、文化和民间往来，促进了解、互信和关系改善。当前日本国内的和平民主的民众团体是制约右翼势力发展的力量，尽管暂时力量弱小，但是仍在发展，他们是代表日本和平发展力量的未来。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