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在江苏省响水县城东北侧的灌东盐场拍摄的光伏发电多晶硅板群。当日，华东地区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120兆瓦响水天合光能升压站成功送电。该项目平均年发电量13506.2万千瓦时，每年可为电网节约标煤约41671.03吨，将在节省燃煤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新华社发 吴江 摄）
中国日报网12月1日电（远达）中国和美国11月12日在北京发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显示了坚定的减排决心。有外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煤炭使用导致的污染占中国PM2.5污染的六成以上，不减少煤炭用量就不能有效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对中国而言，控制煤炭用量虽然困难，但还是可行的。
《外交学者》杂志网站11月25日发表杂志副主编Shannon Tiezzi的评论文章称，中国能否控制煤炭用量将决定它能否如约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的煤炭使用情况也是决定世界能否阻止气候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那么，中国能否真的控制煤炭用量？
11月24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上，多位专家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普遍的共识是控制中国煤炭用量是可能的。中国政府正在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不过仍然要做许多工作才能让煤炭用量在不久后达到峰值。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国际项目主任Jake Schmidt表示，中国的煤炭用量将决定它能否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他反驳了那些认为中国会因目标定在2030年而在未来16年照常排放的观点。Schmidt指出，之前的大多数研究显示，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中国的碳排放峰值预计要到2040-2050年才能到来。
近来中国采取了更为严肃的环保措施，这种趋势让Schmidt备受鼓舞。他认为中国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的不满，是中国政府决心降低煤炭用量和整体排放量的一个最重要动因。他表示，官方讨论的问题从煤炭用量“是否会出现峰值”变为“何时达到峰值”。他还说，国务院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根据这份行动计划，到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控制在42亿吨左右。
不过，这个数字未必是最终目标，它只是2020年的排放目标。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希望，中国能在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写入煤炭用量的控制目标。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和Schmidt 都表示，中国官员日益认识到，有必要设定一个用量峰值。杨富强指出，煤炭使用导致的污染占中国PM2.5污染的62%。这意味着，不减少煤炭用量就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
杨富强表示，虽然中央政府的官员已经参与减少煤炭用量，但地方官员的支持同样重要。上传下达的指令和自下而上的工作缺一不可。例如，如果各省没有制定它们各自的目标，煤炭的使用只会从污染和民怨严重的东部地区转移到西部，那样，中国的总体煤炭用量还是会稳定在一个水平上。
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有很多外部因素也把控制煤炭用量变得非常复杂，例如，对就业形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国家能源安全的担忧。为此，杨国强认为，仅仅依靠行政机制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利用市场因素鼓励企业淘汰煤炭。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会中国项目主任胡涛指出，剔除通胀因素，今天中国的煤炭价格比2006年的价格要便宜。企业不顾环境代价，继续使用廉价且量大的煤炭资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条给中国的建议是征收煤炭资源税。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宣布将从2015年起开征该税。但是，各省征收的税率差别很大，有低至2%的，也有高至10%的。如果税收结构更加严格，中国的煤炭价格就会产生变化，长此以往，中国的煤炭用量曲线也会发生改变。胡涛认为，就连较长期的措施也能立竿见影；如果投资者相信，长期来看，用煤还不如用可再生能源，他们就会改变能源消费习惯。这种改变是由市场驱动的。在它的推动下，政府政策和企业决定之间能建立一个良性循环，最终帮助中国实现减煤目标。
（编辑：周凤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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