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日，在日本东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右）与美国副总统拜登出席联合记者会。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12月3日晚在东京呼吁中日两国构筑危机管理机制。（新华社发）
中国日报网8月15日电（远达）在规划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中美日三边关系却出现了极度不平衡的状况：中美关系总体上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迈进，而中日关系则不容乐观。有外媒分析认为，美国对应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的办法，关键在于动态地看待日本的发展和可能的贡献；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中国可以重点关注如何通过机制化建设，把日本的力量引导到积极的方向上去。
《联合早报》8月15日发表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张云的文章称，美国副总统拜登7月31日同正在拉美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话时，再次重申美国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立场，并表示这将有利于日本对地区和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年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哈格尔都在不同场合表示了相同的立场。美国政要对于日本安全政策修改的态度与中国认为这将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右翼势力猖獗的判断大相径庭。
对此，中国方面认为美国给日本松绑是为了对抗中国纵容日本右倾化，并且不断地警告美国对日本释放错误信号，将来会引火烧身被迫卷入冲突，美国的做法不仅将会引起地区动荡，最终自食恶果。还有的认为，美国的绥靖没有换来日本的乖顺，日本拒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朝鲜进行单独谈判，安倍晋三的助手们则在不同场合批评美国等等，还有的则认为美国被日本精心算计，日本正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摆脱美国的束缚，走向可怕的正常国家。中国方面的这些讨论虽然表述各有重点，但核心问题是一样的，即美国是否还能“管住”日本？
日美关系制度化建设的三重保险
上述问题的回答涉及到重大的战略判断以及政策选择，需要尽可能排除感情因素。既然预测美国是否还能管住日本，那就意味着默认到目前为止美国很好地管住了日本，我们的逻辑起点也应当从分析美国迄今是如何管住日本开始。与伊拉克、阿富汗相比，日本无疑是美国战争后国家重建最为成功的案例。战后60多年来的日本和平发展的历史与美国主导下的日美关系制度化紧密相连。为此，美国在日本国内精英的配合下通过建立三重保险来防止日本出现失控的可能。
第一个保险是和平宪法。这部宪法在法律上让日本丧失战争权，将日本规定为一个国际自由主义国家，虽然日本人对这部不是日本人写就的宪法有着民族主义本能的不满，但这部宪法的确保证了日本战后的和平和稳定，这种和平红利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和平主义国家新认同的形成，从而出现了一种外加式的管制变成内生自律式管制相叠加的情况。
尽管修宪的呼声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是过去几十年一次也没有修改，这不仅因为修改条件严格，同时也在于国内维护宪法的力量强大。要说服为什么需要修改一部很好地服务了日本利益的宪法需要足够的理由，日本天皇也多次强调了日本战后的繁荣得益于此宪法。现在安倍政府修改宪法解释实际上就是看到了宪法修改很困难而求其次的举措。
第二个保险是日美安保条约。和平宪法剥夺了日本战争和拥有军队权利，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对于安全的需求并不会消失。美国通过驻日美军基地交换安保的方式对日本的安全作出承诺（特别是核保护伞），不仅使得日本国内主张自主国防的声音得到了抑制，而且让那些主张中间道路的人有了坚持日美同盟和优先自主防卫路线的底气。日美安保框架就如同是人的生命保险，日本的生存得到了保障。
作为日美同盟的副产品，日本牺牲了同中国建交的机会，这使得日本对缺乏中国的原料和市场提供的战后恢复感到担忧。为此，美国主导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发展，形成了美国、东南亚和日本之间的三角经济关系。东南亚满足日本原料供应，美国的市场则为日本的出口提供可靠的保障。
第三个保险是美国鼓励日本在战后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了日本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联合国，1964年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作为日本接受美国霸权的回报，日本通过加入这些机制，并且在经济恢复中，重新找到了代替在战争中失去政治大国的国家认同，日本成为了西方经济大国之一，这弥补了日本因为失去政治大国以及在安全上受到美国保护的受损自尊，同时国民获得的物质红利进一步让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专注经济发展的“吉田主义”成为了国家共识。
动态地调整日美关系
可以看出，战后的日美关系与其说是美国管住了日本，倒不如说美国通过日美关系制度化建设让日本的发展镶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利益的回报反过来让日本成为了一个忠实的利益攸关方，日本既没有挑战这个安排的能力也没有这个必要。因而，很多专家管住日本的说法，本身事实上是对日美关系的复杂和深度的低估。
如果说上述三重保险建立在日本处于绝对弱势的时代，那么当70年代末期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后，如何“管理”一个强大的日本成为美国的新课题。
上个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展现了随着日本经济的抬头，美国开始敲打日本，批评日本不公正贸易、经济封闭、非贸易壁垒众多的情景。但是，美国对应强大起来的日本的做法并不停留在敲打日本，更多的则是因势利导让日本自愿地以新获得的实力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服务。在安全领域，7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开始向美国提供“温馨预算”，目前超过75%驻日美军的费用由日本支付。
1981年，日本政府宣布将保卫1000海里的海上通道，但在国内压力下不再提及，随后1983年中曾根康弘向美国保证如果发生危机，日本将会有效地封锁三大海峡来阻止苏联，并且说日本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当美国在经济上打压日本的时候，日本则感到了安全上可能被抛弃的不安，拉住美国的动力驱使日本向美国表示对于同盟的忠诚度和自我努力的决心。但是当中曾根康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却发现美国主导的“吉田主义”又是如此地深入人心。
冷战结束后，虽然不能否认美国利用朝鲜核威胁和中国崛起强化日美同盟的意图，但是美国成功地让日本人信服，继续坚持日美同盟框架下更多地做出贡献，对于日本来说成本低、收益大的观点。1996年后，日美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按照上述美国的逻辑得到了有序可控的发展。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日本
美国对应一个强大起来的日本的办法，关键在于动态地看待日本的发展和可能的贡献，一方面防止日本重蹈覆辙，另一方面让日本感到自己的实力可以得到承认，以此引导强大后日本的发展方面。
而中国始终在告诉日本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批评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或者右倾势力猖獗（这些当然也需要），却很少听到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的讨论。
放在大的战略框架下考量中日关系，中国需要像美国在战后那样考虑，把日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来为地区秩序或者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即思维方式要从不要日本怎么样转变为希望日本如何。
实践证明，“中日友好”感性色彩高定位与中日关系机制化建设努力不足之间的落差让双方关系很脆弱。如何在中国日益强大，而日本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地位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机制化建设让中日双方都真正感到利益攸关，建立新的相互认知和稳定的工作关系，这是对两国外交的考验。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外交显然不够，虽然中国对于日本经济非常重要，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作用不可能是支配性的，日本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比较强大的购买力，让经济大幅度的下滑不大可能，这就要求中国在对日外交中特别重视公共外交。
日本的实力诚然比起上个世纪末处于下降趋势，但作为人口较多的世界级发达经济体，技术创新能力强以及作为中国重要邻国的地位不会改变。中国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考虑如何才能同美国一道通过机制化建设，把日本的力量引导到积极的方向上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坚持日美同盟客观上表明其没有改变“吉田主义”的老路，相反如果日本不再强调日美同盟，中国就有必要真正担心了。
（编辑：周凤梅）
延伸阅读：美国为何难以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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