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千百万人的性命本可挽回——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 )在她的宏篇新作中这样沉重地告诉我们。如果1914年欧洲的领袖们能更为明智、远见一些，将各自的国家从战争的边缘拉回来，一如之前发生危机时的做法，那么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本可避免许多的悲痛和毁灭。
在本世纪最佳图书的行列中，注定会有《终结和平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s Peace）的一席之地。本书作者麦克米伦是牛津大学教师，也是大卫·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英国一战期间的战时首相，性格暴烈）的曾外孙女。在书中，麦克米伦用娴熟的笔法引领读者重温一战前数十年的事态纷纭。对欧洲而言，这数十年是黄金岁月。自滑铁卢战役结束之后，欧洲的和平几乎持续了一整个世纪。卫生医疗不断改善，通讯与贸易呈爆炸性增长。1914年之前，德国与英国已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事实证明，战争的力量更胜一筹。军事首脑们制定了进攻计划，却常常极少与人民领袖商讨接洽。德英两国展开军备竞赛，竞相建造更多更高级的军舰。一些鹰派人物甚至提出“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的理念，希望以先发制人的方式阻止对手日益壮大。几乎没人预料到会在壕沟里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
大战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这些原因，麦克米兰均做了叙述，不仅细致入微，更兼有其之前获奖作品《调停者》(“Peacemakers”)中宽广的视野。《调停者》一书讲述了1919年《凡尔赛和约》（1919 Treaty of Versailles）的签订及后续影响。而在本书中，麦克米伦追溯当年变化无常的欧洲军事同盟，将卷入战争同盟的国家条分缕析，一一牵出。同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新近的佳作《梦游者》（The Sleepwakers）一样，对于巴尔干半岛的复杂局面及其与奥地利和俄国的诸多联系，作者并未畏而不谈。
在一战的诸多原因中，民族优越感对战争的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接连受挫，希望能再打一场战争，以重燃民族主义之火。德国虽然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经营下得到统一，却不再受其掌控，称霸欲望十分强烈。（“我们要是流血至死，英国至少也得失去印度，”德皇威廉二世在一战爆发时扬言道。）虽然只是小角色，意大利也“一直伺机欲尝大国的滋味。”同时，作者也指出，欧洲的一些国家刚刚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高涨，这些国家的民众情绪也不容忽视。
作者的核心观点在于大战最终是个人抉择的产物，而欧洲的领导者们在选择时犯了错误。“历史上没有多少事是非发生不可的。”麦克米伦写道。作者精简的描绘展现了一群被变革弄晕的软弱领导者，从“轻易被人左右”的俄国沙皇，到认真而又自负的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而整出戏的中心人物则是德皇威廉二世。在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看来，威廉二世“好像一艘战舰，蒸汽机开着，螺旋桨转着，却没有舵；迟早有一天会撞上什么东西，搞得不可收拾。”（德皇则反讥英国“疯狂、疯狂，像发春的野兔一样疯狂。”）
麦克米伦写道“回想起来，这是欧洲和世界的悲剧。1914年，没有一个主角是有想法的领袖，敢挺身抗衡打仗的呼声。”
问题的一部分还在于，边缘政策已成为欧洲的恶习。早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和其他一些危机出现时，欧洲的大国们就已经剑拔弩张，但随后又收拢了下来。这些摩擦使人们错误地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但是到了1914年，偶然性在这其中起了一定作用。一些致力于欧洲和平的人过早去世，使得钳制战争的力量遭到掣肘，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便是费迪南大公之（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死。这位奥匈帝国的王储生前曾试图避免与巴尔干的冲突。“请一定要阻止康拉德，”他在1908年谈及这位鹰派奥地利军事统帅时曾这样写道，“一定要阻止这个战争贩子。”然而，点燃战火的恰恰是大公的遇刺。1914年6月，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一名塞尔维亚名族主义者刺杀身亡。
遗憾的是，大战刚刚开始时，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政策上犹豫不决。萨拉热窝事件后，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下了最后通牒，言辞十分激烈。与此同时，德国也做好了支援奥匈帝国的准备。但就在这时，威廉二世却犹豫了。一位德国官员在他1914年7月的一篇日记里写道，“唯一清楚的一点是，他（德皇）不再想打仗了，即便让奥地利失望。”从这位官员随后的一句话里，我们能窥见当时的形势：“我是说，他已控制不了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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