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4月16日电（殷梵德）去年9月8日，澳大利亚选举出了新总理。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党魁托尼•阿博特取代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工党领袖“老陆”陆克文，成为澳大利亚政府新掌舵人。在此前，国际上尤其是亚洲国家曾对这位被视为“澳大利亚保守政党有史以来最强硬分子”者的外交理念表示担忧。有着强烈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白人精英意识的阿博特，是否会给陆克文工党政府六年来积极融入亚洲的政策踩刹车？
过去一个多月的事实证明，这份担忧可以放下了。先是一份流露出来的政府文件显示，阿博特政府已决定将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印度作为外交棋盘中的五大重要对象——亚洲国家在其中占据了四个名额；后来在10月份巴厘岛APEC组织峰会上，阿博特亲口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将继续扩大中澳贸易往来，并计划于2014年上半年访问北京。
其实，地缘政治的变动与密切的经贸联系，已注定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步伐只能加快，不能逆转，尽管她如今正焦灼地处在历史性的三岔口上：是成为亚洲一员，是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还是和以前一样“无所适从（亨廷顿语）”？无论做出哪一个选择，都将决定澳大利亚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
***从“亚洲远亲”到“白人乐园”
其实，澳大利亚这片土地堪称亚洲远亲。最北方的约克角距离印度尼西亚不过两百三十公里，数万年前就有亚洲先民通过马来群岛和新几内亚岛渡海迁徙至澳洲大陆和其周边岛屿定居，是澳洲土著居民的主要人种来源，并创造了灿烂的土著文化。
进入17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欧洲航海家开始寻找这块传说已久的“南方大陆”。随着1770年英国的库克船长发现和勘察了澳大利亚东海岸，澳大利亚进入了白人殖民时代。1788年1月26日，英国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悉尼城，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澳大利亚国庆日。
欧洲人欢喜于发现“新”的土地，但在当地世代居住的居民却在殖民者带来的枪炮和疾病面前走向灭亡。土著居民原估计有30万人，到1890年则只剩下11万人，一些地区如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则完全灭绝。与之相对的，是新移民的不断涌入。澳大利亚人少地阔，劳动力缺乏，英国和殖民当局钟情于从英国和爱尔兰等国家移民，对其他地区如亚洲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居民的移民则严格限制。到19世纪中期，欧洲移民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占到了90%以上。澳大利亚从此进入了欧洲时代，同亚洲挥手作别。
澳大利亚的欧洲化在“白澳”政策上达到顶峰。在1901年成立澳大利亚联邦后，澳当局就决定将其打造成白人专属的国家，通过一系列法案限制有色人种移民，并剥夺现有的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利。这些统称“白澳”政策的法案，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废除。今天我们在惊叹澳大利亚社会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局面时，很难想象仅在40年前这还是一个白人至上的国度。
“白澳”政策把在亚洲家门口的澳大利亚与亚洲隔离七十多年。在它退出历史舞台后，澳大利亚人就不得不回答一个现实问题：他们到底是欧洲人，亚洲人，还是澳洲人？
***欧洲的孩子，亚洲的邻居
澳大利亚对欧洲认同意识强烈。尤其是身为英联邦的一名重要成员，澳大利亚对英国有着深厚的亲近和归属感。英国在澳大利亚百余年的殖民史，深刻影响了澳大利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构成。直到今天，英女王仍任命总督作为其在澳大利亚的代表，并且澳大利亚国旗上依旧保留着象征英国的“米”字图案。
但是让澳大利亚尴尬的是，尽管心属欧洲，但地理位置却决定了自己的注意力不得不放在亚洲。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从中国沿海引进“苦力”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20世纪初，开始和日本建立了紧密的经贸联系。二战中，由于英国在远东军事力量被日本全面击溃，防务薄弱的澳大利亚转而寻求太平洋东岸的美国的保护，并在战争结束后被纳入了后者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体系，从而完成了从欧洲中心转向亚太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二战以后的澳大利亚经历了一个高速的经济发展期。为获得充足劳动力，澳政府开始着手修改移民政策，尤其注重从亚洲地区引进廉价劳动力，到70年代澳洲移民已经超过两百万， “白澳”政策被严重冲击。而在60年代末欧美国家经济进入低潮期以后，亚洲新兴国家的广袤市场对澳大利亚来说更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这一切水到渠成的最后成果就是，1972年惠特拉姆工党政府不仅彻底废除了“白澳”政策，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东盟这个平台加深了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还提出建立亚太国家的大联盟，这正是以后亚太经合组织的最初设想。惠特拉姆之后，无论是工党政府还是自由党政府，基本都延续了积极融入亚洲的外交战略。2007年陆克文上台，澳亚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两者不仅仅限于贸易往来，在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联系也日益密切。90年代初的基廷工党政府正式宣称，“澳大利亚的未来在亚洲”，确立了融入亚洲战略。澳大利亚这个欧洲的孩子，与她的亚洲邻居似乎总算相处和谐了。
***岔口之上的国家未来
但是，澳大利亚努力亲近亚洲的原动力是地缘政治、经贸和安全考量。心理上，澳大利亚从来没有放弃过“美欧第一”的原则，其外交战略的基石始终是保证美澳同盟的优先性，保持同美欧国家的传统联系。
前保守党政府总理霍华德曾表示，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副手”。在美国十年反恐战争中，澳大利亚始终坚定站在美国一边。地区安全上也主要依赖西方同盟，2001年还主动倡议由美、日、澳三国建立对话机制来应对亚太安全问题。至于陆克文政府，、外交战略依旧以美澳同盟为支柱，并且在2009年访美时还建议美国对中国做好“武力应对”准备，引来中方不满。
澳大利亚并没有打算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亚洲国家。不仅政治人物，民间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尽管澳大利亚社会多元文化并存，但主流仍是白人文化。占总人口90%以上的白人后裔，并不愿意加入到北方邻居的大家庭中。更有极端人士认为亚洲国家和移民威胁澳大利亚生存，并对少数族裔采取歧视和排斥态度，大有复活“白澳”之势。
不仅如此，“融入亚洲”也要两厢情愿。亚洲国家对这个欧洲后裔建立的国度总有局外人的疏离感，认为西方式的文化、语言、价值观念和亚洲国家格格不入。1996年正是由于东盟的不赞成，使得澳大利亚没能参加当年举办的亚欧会议，从而引发国内对“融入亚洲”的反思和讨论。
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能扮演的最佳角色，可能正如霍华德所言，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这是大势所趋，阿博特也必将延续这一思路。但是，随着和亚洲关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国内族群的日益多元化，澳大利亚想选择中庸平和之道未必容易。可以想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继续徘徊在“桥梁”、“融亚”和“无所适从”这个三岔口上。身份认同与地缘环境的错位，是历史给澳大利亚留下的无奈；但若利用得当，却也可能会让澳大利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据一个最特别却又格外重要的地位。
（编辑：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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