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引起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政府如何处理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即如何更好地扮演国企出资人的角色。政企分开是一个喊了20年多年的口号，但实际效果不佳。政企不分，一是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二是表现为政府的“父爱”式保护。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认为，过去10年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逆转国有部门主导的、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在张维迎看来，经济发展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呼吁新一届政府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重新启动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表示，解决政府错位问题“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参加论坛的嘉宾们认为，政府削权，核心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行政权力结构，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政府改革重在调整优化权力结构，为职能转变提供组织保障。放权则是改革重要的破题点。最近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已经明确释放了“放权”的信号。
嘉宾热议金融改革 如何找到管制平衡点？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投资大师索罗斯表示，西方呼吁要加强对金融业的管制，而不少身在其中的中国金融业者却不断倡议“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中国的金融业未来到底是该放松管制？还是该加强管制？
放松金融管制可以带来更多机会
人保财险总裁王银成在论坛上坦言，放松管制意味着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和产品创新的机会。放松管制可以带来很多的机会，放松管制可以生产更需要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为股东、消费者生产更多好的产品。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说，当下中国金融市场的民营成分不多，所以要适当放松管制，让民营企业能够进入金融领域。“只有适当放松管制、民营企业的成分扩大，金融业才能够有创新。”
王波明道出了当下中国金融的一个实际：虽然现在各种基金、理财产品风风光光，但实际上在金融行业很多民营公司都不过是在给银行打工，是为银行管理一种类似对冲基金的东西罢了。
“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商业模式，所有的牌都握在银行手里，银行体系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掌握了绝大多数的金融资源，而这个问题已经愈发严重，这也成为金融改革的一种阻力。”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