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Terrill认为汉学家应该保持客观，不应该跟牧师一样号称自己真理在握，而只能陈述自己发现的事实。
八十年代，Terrill写作出版了《毛泽东传》，至今在中国已销售了180多万册。“我认为在这本书里我比较客观，这是身为外国研究者的优势，”他说。“但是相比中国学者，我没有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我只是试图理解毛当时的想法，他的成功，失败和矛盾。把毛当做一个人来描绘。我相信在读我的书之前，很少有中国读者了解毛的个人生活。”
除了海外学者的热心参与，中国社会也向外国研究者敞开了大门。Alitto说他80年代到中国山东邹平县做考察的时候，当地政府非常谨慎，甚至下达了通知让村民们小心应对他这个外国人。
“我开始还不知道。忽然路边一个小孩指着我大喊一声‘就是他！’然后跑掉了，”他说。
2012年，Alitto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时，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当他步入讲台时，掌声和欢呼声从500多名听众中爆发出来。Alitto作了个揖，随即用流利汉语奉上了一堂关于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和儒学的讲座。
他说现在美国连高中都有中文课程，人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来中国旅游，居住。互联网时代更是给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便利。从前他为了查阅资料不得不远赴重洋，如今只要点点鼠标就可以找到了。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顾钧教授介绍说，海外汉学研究给国内学术界带来了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他举例说，有些国外的研究者对鲁迅评价不高，有的弄不清贾宝玉是男是女。“‘三人行，必有我师’，外国学者可能会问‘这三个人里面有没有女的呢？’，”他说。“这些观点不一定对，但是的确给国内的学者带来了新的刺激，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比如说社会学的角度，后现代的理论，女性主义的视角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