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乔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及艾柯对他的影响时说：“艾柯是我最关注的外国作家之一。这份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名著《玫瑰之名》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了，这部小说后改名为《玫瑰的名字》再版。初读《玫瑰之名》，给我的震撼是难以名状的。但循着作者给定的每一个时段读下来，你就能体会学者小说与小说家小说的不同。后者能给你的，前者都能给你，但他还同时把历史、宗教、文化等等原本在你阅读期待之外的东西，也不动声色地一并给你。我想，也许就是在读过《玫瑰之名》后，我才开始对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这类学者型的作家充满了热情和敬意。”
幽默与悲观并存
与艾柯接触过的人会有个感受：这是一个乐观幽默的人。这种乐观幽默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随笔中，更体现在他的待人接物上。在《艾柯谈文学》中，提到自己是最不迷信的人，为了惩罚迷信的学生，他总爱把大学里的期末考试定在礼拜五，“如果是十三号那就更好了”。而在《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中，艾柯说一个爱书狂如果得到一本珍本书，会在深夜把书拿出来悄悄抚摸。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意大利语教师李婧敬在翻译《密涅瓦火柴盒》时与艾柯保持着密集的邮件往来。李婧敬说，艾柯的作品中有很多隐喻，需要了解背景，而某些幽默很难用中文表达。艾柯完全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对于她的问题回答得非常详细和认真，而对于一些难以逾越的字句，艾柯会告诉李婧敬写作的原意，然后建议她在中文中找一个功能相近的词进行替换。“这样宽松的处理方式在翻译中是非常开放而罕见的，身为符号学家，艾柯更在意理念的传达。”
然而，艾柯的晚年逐渐转向悲观，对此作家乔良说：“艾柯可能体会更深，所以他才写了本小册子《误读》，我想这是他对人类身处‘巴别塔’之上的无奈的一种无奈的表达。语言使人类沟通，也使人类隔绝，这就是几千年残酷的历史和至今也没有多少改观的现实。政治、经济、宗教、习俗，我们在几乎每一个问题上误解他人，却又渴望被他人理解，这真是一种永久的悲哀。艾柯说他年龄越大，越感到悲观，这点上，我与他心有戚戚焉。今天，互联网正日益成为人类前所未有的‘巴别塔’，我们已能感觉到它正在扩大人与人沟通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不无忧虑地看到它正在制造‘误解’的广度和深度。面对现实，一个学者，一个作家，应该深刻体会一下艾柯晚年悲悯的心境。”
（光明日报北京3月1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张 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