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2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GKO）下达第9168号命令，决定对伊朗北部石油资源秘密进行研究，同时对已知油田进行打井和开采。7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巴基洛夫下了一道指令：为在伊朗建立一个阿塞拜疆自治区并在北部各省开展分离主义运动做准备，拟将伊朗人民党阿塞拜疆支部改建为“阿塞拜疆民主党”，吸引各阶层支持分离主义者加入，并在伊朗北部给库尔德人做适当工作，以建立一个库尔德民族自治区。于是，苏联与伊朗的关系马上紧张起来。伊朗政府则在安理会控告苏联。在美英的压力下，斯大林于3月24日命令：苏军按照先前的承诺，在5月10日前完成撤军。失去苏联支持的伊朗民主党的武装斗争和库尔德自治运动很快就被政府镇压下去了。
伊朗危机刚刚过去，土耳其危机却悄悄逼近。1946年8月7日，苏联发出照会，要求对“黑海出海口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苏联还向苏土边界地区调动军队，并实行军事演习，以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行动立即引起土、美、英的强烈反应，警告和抗议照会接踵而至，美国不断向地中海增派海军力量，土耳其也实行了全国动员。面对如此紧张而严重的局势，斯大林决定知难而退。
如果伊朗、土耳其被莫斯科咄咄逼人的架势所震慑，而英美对此稍有疏忽，斯大林就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额外利益。但是无论如何，苏联此时的基本外交战略还是与西方合作，对于眼前利益的争夺当然不能影响长远的和战略的利益。所以，当美国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介入后，斯大林立即采取了收缩的方针，即使失去对地中海通道的控制权，牺牲伊朗民主党和大好的“革命形势”也在所不惜。
“遏制”政策与对抗的重启
西方对苏联行为产生如此激烈的反应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偷鸡不成蚀把米，苏联的威胁没有镇住伊朗和土耳其，反倒招来西方势力的联合对抗。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
与此同时，苏联人也在布局。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和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想法。铁托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某种共产党国际组织的事项。
1947年，西欧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相继被赶出政权，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头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竟然失去了与西欧大党的联系，并因此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这一连串事件使斯大林颇为恼火。于是，通过建立某种机构和加强协商以避免各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问题，便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议事日程。6月4日，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谈话时，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
1947年，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讨论问题
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提出的援助欧洲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战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6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开始实行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如果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那么莫洛托夫计划则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东集团的经济基础。
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形式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后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情报局的构想，其使命是重建共产国际时形成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联共（布）利益的那种隶属关系。不过这次的重点是在欧洲，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表述了苏联领导人确定的新纲领。这一纲领的中心命题就是断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对抗的局面已经形成，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欧洲共产党内部的整肃，协调各党行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下，开展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和奴役欧洲计划的斗争。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
至此，美苏双方不仅发表了冷战宣言，而且确定了冷战政策，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不过，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就其职能而言，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附属物，尽管情报局在组织形式上有别于以往的三个“国际”，仍可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替代品，但就其目标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纲领是推动世界革命，领导各国共产党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情报局则只是要求放弃与美国的合作，在欧洲的范围内组织共产党抵制和防御西方的进攻（至少在莫斯科看来，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而且只能按照苏联认可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1948年6月爆发的柏林危机也是这一方针的体现：斯大林为表示对英美处理德国问题的不满，煞有介事地封锁了柏林，好像是要与敌人展开决战，但美国采取全面反封锁的强烈措施不久，苏联便知难而退，认可了西方的所作所为。这说明，斯大林只是想做出一种强硬的姿态，表明立场，迫使西方承认苏联已经取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安全和既得利益，而并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全面进攻——这与美国的“遏制”理论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莫斯科的这个目标，不仅“自由世界”的政客们当时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种种误解。铁托正是因为在建立巴尔干联盟、援助希腊游击队等问题上擅自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而触怒斯大林，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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