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了长期侨居国外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对意大利的政策大同小异，当意共领导人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时，斯大林则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这个政治方针：（1）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2）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3）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
建立“民主”的东欧
在苏联的周边国家，情况有些不同。西方承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不过，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了保证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
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1944年9月5日苏联突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导致保政府迅速瘫痪。由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在莫斯科遥控，以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会成功地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通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迅速控制了权力。接近1944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54%。在84个城市中有63个市长，在1165个村庄中，有879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然而，工人党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斯大林批评道：“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当我们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力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对此莫斯科再次让步。推迟选举以后，斯大林接见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时再次告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记，在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通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实现的目标是一样的。”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面子）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生死）问题。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但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苏联甚至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对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
当虚张声势遇上反应过激
二战后的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同时，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然而，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形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于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摩擦注定这种合作难以持久。
苏联与西方的危机首先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一种投机心理和有限扩张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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