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走马上任。尽管特朗普外交政策迄今仍不是很明朗，不过一般认为其外交政策将包括放弃TPP，重新谈判贸易协定，要求更加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反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作，要求退出《巴黎协定》；加大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对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存有好感，要同俄罗斯改善和协调关系，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与俄罗斯有更多的合作；要求北约、日本和韩国等盟国承担更多的自我防卫责任。
虽然奥巴马政府时期执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曾得到跨党派的一致赞同，但由于这是前总统奥巴马的标志性外交政策，人们预测它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将受到冷落。不过，由于奥巴马做出实施这一战略的前提条件依然存在，美国把战略重心放在亚太地区的政策倾向不会发生变化，只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可能会被经过改头换面的带有特朗普标签的政策所取代。换言之，就是可能是新瓶装旧酒。
特朗普本人表达的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和他提出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并没有显示出对全球地缘政治的理解，也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完全是从一个美国地产商对全球体系的直观解读出发。而且，虽然在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对外政策主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中还是可以解读出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即“美国优先”。实际上就是美国经济优先、贸易优先、就业岗位优先。凡是危及美国贸易和就业的国家，都被视为是美国利益的危害者；对所有国家的态度，也要以此衡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执行副总裁马库斯·诺兰德认为，特朗普头脑里没有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他厌恶任何经济学理论，持有某种重商主义的观念，认为出口多、进口少是获利的象征，实际上把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看作是零和游戏。
特朗普特别反感多边贸易协定，感到美国在其中吃了亏，他还没上台就决定放弃TPP，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更喜欢双边贸易谈判，认为这样美国就可以有更有利的谈判地位和谈判筹码。以上这些政策倾向都与他对“美国优先”与贸易和就业机会相关性的理解有关。
特朗普反复指责我国的几大“罪状”是：操纵人民币汇率、向美国倾销廉价产品、对美输华产品征收“重税”、“偷窃”美国人的工作和知识产权等。这些指责最终都汇聚到一点上，那就是中国对美国账面上的高额贸易顺差。而且，这些“罪名”不仅是针对中国的，任何造成逆差的贸易对象，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亚洲的日本和韩国，都是如此。而中国因对美贸易顺差最大，自然成为特朗普最为激烈的指责对象。新成立的“美国贸易委员会”强调其三大任务的第一条就是“缩减贸易赤字”，其次是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和阻止工作向海外流失。
特朗普去年12月12日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是否延续几十年来的“一个中国”传统，取决于北京是否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做让步。”这也显示出，为了美国的贸易优势，其他问题都可以用来做交易。特朗普的决策偏向带来的危险是，任何现有的重要国际规则，都可能被这样一个仅凭直觉和从单一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人所抛弃，包括中美之间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的协议。
综上所述，至少迄今为止，特朗普并不具备对华政策的战略思考或对全球地缘政治的理解，他头脑中缺乏中美关系的历史维度，也不关心传统中美之间关于意识形态等问题的争议。以此相应的是，特朗普及其团队尚未形成针对中国的长期、完整的战略。
当然，这并不是说，特朗普身边的人今后不会在这些方面对他形成关键影响。也不是说，特朗普不存在对中国直觉上的偏见。例如，特朗普周围已经有人从地缘政治的概念出发提醒他，在中俄关系发展良好的情况下，美国在同中国打交道的同时，也必须同俄罗斯展开对话，否则美国就会在中美俄这样一个大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美国政治精英中，甚至在保守派中，很少有人能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对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心存好感。实际上，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特朗普看来，俄罗斯在贸易上并没有造成对美国的“不公平”。根据美国统计局的统计，2016年前10个月，美俄贸易额仅为中美贸易额的2.5%左右，而中国造成的美国贸易赤字是俄罗斯的40倍以上。至于北约所耿耿于怀的克里米亚问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北约对俄罗斯威胁的担忧，在特朗普看来并不构成一个重要问题，况且俄罗斯还可以在打击叙利亚的恐怖主义行动中提供帮助。而加强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确保美国的国土安全，也是特朗普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特朗普虽然表示他仍然重视盟国，要加强同盟国的关系，但他又不断抱怨盟国在安全上免费搭车，觉得美国在经济账上吃了亏。他要求北约承担对自己更大的防卫责任，要求日本为驻日美军承担更多的费用，并曾表示要从韩国撤军，这些都是出于不愿美国替他人“埋单”的目的，哪怕是为了盟国的安全。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周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