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做了大量工作
对于渔民出海，中方渔政部门如何管理？《环球时报》记者走访了威海荣成市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某中队，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对于正规渔船，我们用北斗系统进行24小时监控，随时提醒渔船，赴韩方一侧水域必须合法捕捞，遇到韩国海警要配合检查，不要发生冲突。”
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有渔船没有入渔证却闯入需经许可才能进入的区域，中方会立刻提醒渔船回来，“当然肯定有无证渔船出海偷鱼，但这是极少数，国家在严厉打击”。
对于渔民有关“捕鱼证要花大价钱”的说法，这名渔政工作人员说，国家发放捕鱼许可不收钱，但现在渔民都在私下交易转手，把价格炒起来了。“比如，省里今年给了300艘入韩方过渡水域捕鱼的资格，我们采用什么办法呢？抓阄，这非常公平。如果渔民要转卖，一定要向我们报备。”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2016年实施中韩渔业协定有关问题的通知》，2016年韩国许可我国渔船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的作业船数为1600艘。
“入渔的船只数量基本呈递减趋势。”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对《环球时报》说，“以前最多时能达到四五千艘。”
为解决问题，唐议认为，从立法角度看，应尽快推进《渔业法》的修改，完善国内捕捞业管理的法律制度。刘丹说，治理环境污染需要中国自己下内功，比如有关《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修法工作，这是长期解决渔业资源匮乏、解决渔业纠纷治标又治本的办法。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说到落实相关措施时，也都提到存在一定困难。唐议表示，渔船数目庞大，大多时间在海上，很少靠岸，或者靠岸后很快离开。刘丹认为，从各国海上合作经验看，联合巡航是解决中韩渔业纠纷比较好的办法之一，“但这取决于政治意愿。现在由于‘萨德’问题和韩国政治环境，解决的气氛不是很好，不是能短期解决这么简单”。
渔民转产转业是经常被提及的措施，但他们受技能所限也是难题。李国强提到：“渔民一般没有土地。即使他们转产转业，也可能导致运输、冷冻、贮存等整个产业链的动荡。”
唐议强调，渔业纠纷有历史形成的深刻社会、经济等原因，不能简单认为加强执法就能解决问题，严厉的执法可能产生更为激烈的新矛盾。
（原标题：中韩渔业纠纷内藏多少无奈？韩或因萨德开始严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