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亚洲安全观——构建亚洲和平发展大厦的行动指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学者）
2014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推动在亚信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对亚洲安全问题所作出的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充分表明了中方坚定致力于维护亚洲安全、稳定、发展的真诚意愿，体现了中国胸怀、中国智慧、中国担当，为亚洲区域安全合作总体框架的确定和未来亚洲新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明确了宗旨、指明了方向，对亚洲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新安全观”到“亚洲安全观”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前提，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对外战略的核心要素与首要考量。安全观既是一国对其所处安全环境的总体性判断，也是对其准备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所要采取的措施的政策性宣示。
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冷战结束，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由于民族、领土、宗教、资源等因素而引发的国际冲突或局部战争并未消失，由历史纠葛和现实矛盾引发的地区热点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将世界各国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国家间彼此交织的利益关系使得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不得不兼顾他国利益。而以环境恶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难民危机等为代表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则给国家安全造成了新的挑战。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打破传统“零和”思维的新型安全观来指导世界各国的安全合作。就中国自身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中国不仅同样面临着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变化的冲击和挑战，而且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不安。为此，中国也需要寻求一种能够使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就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合作的新型安全观，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和未来走向的担忧，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和周边环境。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领导人在深刻分析时代特征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是一种重在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安全的新型安全观，主张各国应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解决冲突和争端，在平等互利、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扩大交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和全球性问题，以实现共同安全。此后，新安全观逐步成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理念。
当前，包括亚洲局势在内的世界局势总体上保持稳定，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与威胁相互交织，并不时各有新的发展。如何在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是世界各国都在思考的重要课题，也是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和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虽然当前亚洲面临的发展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多，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地区形势的主流，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和争端，是地区国家的主要政策取向。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土连接亚洲四方，在亚洲地缘战略格局中居于“核心”地位。此次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实际上是新安全观在亚洲地区的运用和发展，是对亚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由此形成的创新性理念将进一步拓展中国新安全观在亚洲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二、亚洲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亚洲安全观是一个复合型的多维概念，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要义，其内涵涉及政治安全、经济发展、文化互鉴、社会进步等多个层面。
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在亚洲，各国大小、贫富、强弱很不相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但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负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他国的正当权益。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以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亚洲各国应该恪守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推动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动力。
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大局。亚洲安全问题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全领域的综合性，二是维护安全手段的综合性。当前，亚洲安全问题错综复杂，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拓展。本地区既有热点敏感问题，又有民族宗教矛盾；既有主权争端、边界冲突、核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又有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资源能源、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应该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既要着力解决当下最突出的地区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如何应对各类潜在的安全威胁，把各种手段结合起来综合运用，以达到有效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综合安全的目的。
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协商，促进各国和地区安全。在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唯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安全。要通过坦诚对话和平等交流，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同盟对抗，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以合作助发展。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亚洲的安全归根到底要靠亚洲人民自己来维护，亚洲地区的安全应当也完全能够通过亚洲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在多极化、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只有亚洲各国携手合作，亚洲的和平发展事业才会充满希望。
可持续，就是要树立发展和安全并重的理念，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离不开经济、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亚洲安全合作可以为地区经济合作创造前提和保障，而地区经济合作的成果又会反过来促进和巩固地区安全合作的开展，共同推动建设合作与发展的新亚洲。因此，要建造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的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用可持续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
三、用亚洲安全观引领亚洲安全合作新架构建设
虽然新安全观与亚洲安全观针对的都是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但与新安全观相比，亚洲安全观更加凸显亚洲的特点，更加强调命运共同体意识下的共同特征，更加强调发展议题的普遍性及其对亚洲安全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安全观进一步发展了新安全观，使其更加具体，更加富有指导性，更加有利于解决亚洲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通过积极倡导亚洲安全观，中国希望增强亚洲在自身安全事务上的话语权。长期以来，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东南亚与东北亚的一系列亚洲安全问题中，外部因素的干预和介入并没有给本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宁，反而使亚洲安全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美国实施战略东移计划以来，不少地区热点问题被重新激活，严重阻碍和迟滞了亚洲安全合作的开展。通过倡导亚洲安全观，中国希望相关国家转变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的霸权逻辑，通过合作、开放而非对抗、结盟的方式实现本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希望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导，推动亚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形成和演进。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了多项旨在推动亚洲安全机制演进的具体建议。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中国将和亚信其他成员国一道，推动亚信合作机制化，使其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的有益探讨。
和谐世界，始自周边。一个大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型大国，如果周边不修、四邻不稳，那么其大国地位是不会被世界尊重和认可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崛起大国要想赢得国际社会对其大国地位的承认和尊重，一个重要方法和路径就是进行理论建构，建立属于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掌握代表和反映自身价值偏好和利益取向的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构显然不能基于霸权逻辑下的传统安全观，其价值基础与核心命题应该是综合、共同、全面的安全观，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观，开放、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仁爱尚德、兼怀天下、同舟共济的道义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是一种创新性的安全思维和外交理念，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呼声，力图从综合安全的视角构建起和谐地区的框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爱好和平、谋求发展的新型政治理念在地区事务中的延伸和拓展。以亚洲安全观为代表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创新性理念必将成为未来“中国梦”视域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重要指导思想，成为亚洲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构建亚洲和平发展大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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