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选边站的战略代价
安倍晋三首相在2006年曾经主导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任之初双方对于中日关系改善给予了期望，例如2013年初习近平主席特别会见了安倍特使、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然而中日关系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被历史问题、岛屿争端、安全政策等问题反复折磨，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极端恶化。安倍在达沃斯会议上把中日关系比作一战前的德法让国际社会大会震惊，中国方面也坦承目前是中日关系最坏的状态。
中日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一次次出现过改善的曙光，但很快被熄灭。去年底，程永华大使同日本外相商讨如何改善关系，几天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就让势头中止。日本明确对美国回归亚洲的支持，向同中国有争议的越南和菲律宾提供巡视舰，以及集体自卫权与中国威胁相结合的讨论不断加深中国对于日本安全意图的怀疑。在中国看来，日本自主地选择了超过美国期待的联合美国对抗中国，中国也就自然把日本看成是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最大的搅乱因素，正因为中国认为日本没有政治意愿，所以同日本讨论战略就变得没有意义，采取不理睬的政策也就理所当然。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中日高层沟通和军方交流完全停滞，这就出现了中美之间对抗不断的同时对话也不断，而中日之间只有对抗、没有对话的极度不平衡的三边关系。
正因为中日关系的零化，三边关系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两个双边的简单叠加，尽管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不间断的抚慰安心外交，日本也在努力说服自己日美同盟坚不可摧，然而日本始终不知道中美之间究竟在磋商什么以及可能的结果，因为美国一边说日美同盟是亚太安全的基石，一边又说要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能保证和平繁荣，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表态。
有可能因为对美国不放心，加上对于奥巴马外交软弱的判断，日本觉得需要主动示强才能获得美国的重视，这也是“积极和平主义”提出的背景之一。悲剧在于日本的这些源于对美国的猜忌引发的安全政策变化，加上政治家的民族主义言行却给中国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即日本的意图是恶意的。中国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傅莹说，安倍上任以来就没有兴趣要解决钓鱼岛争端，反而进一步扩大争端，并且制造迷思将中国渲染为一个会威胁日本安全的国家。王冠中表示，日本是包装自己、用“积极和平主义”旗号挑事闹事，为一己私利把地区搞乱，日本首相暗里挑事挑衅中国底线。
更加糟糕的是中日之间没有沟通渠道，导致双方对于对方意图的猜忌进一步升级，相互不信任则不断增殖。基于对美国的不确定性和中美接近的担忧，日本开始积极进行“地球仪俯瞰外交”，旨在拓展日本外交的战略纵深，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倍执政后打破历任首相惯例，几乎每个月都出访，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从巴西到非洲，从东欧到东南亚。但是最为关键的周边邻国则没有办法访问，同另一个邻国俄罗斯虽然最初试图改善，但也因为乌克兰局势不得不对美协调而进展受阻。
中日相互之间无法对话、也没有对话，更加坚定了中国搞好中美关系来管住中日关系的看法。
从结构上来说，中美两国展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坚定决心并且采取了相互安心的政策，只要中美关系不出现大的波动，亚太地区的稳定就有保障。但是中日关系的现状肯定不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特别是日本。如果中美真正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后，日本才领悟到中日对抗的代价那就太晚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尼克松冲击”事实上已经让日本有了一次外交上战略滞后造成的三边关系中存在低落的苦涩经历。
所幸的是，那时候中日经济实力的巨大落差让中日战略地位落差得到了补偿，但现在如果出现“奥巴马冲击”那付出的战略代价将会远大于40年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日三边关系能不能向平衡的方向发展，日本的战略选择和外交能力将受到考验。
（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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