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42年前中日恢复邦交时相比，中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对日本以及这个地区而言，中国的崛起是机会还是威胁？
依田：我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是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中央本部的常任理事。在当时的常任理事中我是唯一的大学教授。从那时候开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一直在从事日中两国的交流活动。我个人一贯希望日中友好，期待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我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非常喜人的成就，对于日本的经济界来讲，这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
但是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重要课题。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往往从巨大的时间跨度的角度观察中国。中国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即中国当时是亚洲的文化大国。历史上，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都是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本国灿烂文化。在很长时期内，亚洲的这种结构一直未发生变化。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形势发生了改变。鸦片战争前，即便中国输掉了战争，也始终保持文化大国的地位。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不仅仅输掉了战争，还从文化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下来。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此后中国的革命先觉们开始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抗争，这些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因此，我认为中国下一步的课题，应该是如何恢复亚洲文化大国地位的问题。在这里，我虽然强调中国首先必须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并不是说中国不要在其它领域成为大国，有所发展。换句话说，在诸多课题之中，如何恢复文化大国地位，是中国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从中国历史的悠久传统角度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使命。中国周边的亚洲其它大国，经济上取得了突破性发展，而即使在文化领域无所建树，也会被其它国家所称颂。但是，中国如果仅仅发展了经济，不会受到世界上其它国家赞赏。这是因为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亚洲的文化大国。
此外，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样的中国理所当然很容易使周边国家感到警惕。但是，一旦中国成为亚洲的文化大国，那么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恐惧心理便会有所缓解。我期待着，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够进一步下大力量，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
记者：许多西方专家和官员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与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于日本的预测非常相似。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甚至认为中国人期望成为世界第一。您认为中国有这样的实力成为世界第一吗？
依田：我认为中国拥有成为世界第一的潜力。但是，正如刚才我所说，中国不仅应该成为经济大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大国也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支撑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的背景在于美国拥有巨大的文化力量。与美国相比，中国拥有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因此，我认为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取得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必须恢复文化大国的地位。这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看法。
记者：您从中日未建交是就从事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工作，实际上是亲眼见证了两国关系这40多年的历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两国关系是相对友好的。两国都在谈论友好。然而，目前两国关系急速冷却，乃至走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您认为中日两国为何越来越差呢？
依田：中日关系的恶化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这四十年间时间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在此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中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一剧变的影响。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期间，尽管存在和两大阵营的对立与斗争，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民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抱有憧憬和期待。在当时的日本，也有很多人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在国民感情方面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不在少数。在国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当选议员如此，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了二分之一。然而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在此之前，日本人中很多人亲美崇美，但也有很多人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憧憬和好感。但是苏联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后，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大为减少。现在日本人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当看待对方国家、与对方国家进行交往时，往往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先有一个主观的判断，该国是否采取了民主体制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当然，单纯从政治和外交方面考虑，无论对方国家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都应主动与对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在国民感情方面则往往不是很理性。例如对于欧美这样采取“民主”制的国家，普通民众的看法自然会有所不同。在目前的中日关系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当然，我个人始终认为，无论对方国家采取何种制度，都应该主动与对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对于日中关系也是同样。但是日本民众的心底始终存在着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带来的隔阂心理。
记者：中日两国都有专家认为可以管控危机的渠道越来越少了。您认为两国应该怎样来管控严重问题出现的时候？
依田：确实如你所说，现在两国之间的渠道越来越少。以前，如果两国外交出现了难题，在外交管道之外，双方进行交流达成谅解从而解决问题的例子有很多。然而，现在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了。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很多时候，不可能单纯依靠外交管道解决双边问题。特别是中日两国这样，存在着很多历史和传统关系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外交管道不能解决的难题有很多。因此我认为两国之间需要各种各样的强有力管道进行交流。
（来源：中国日报 记者 蔡虹 编辑：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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